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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非典”10年:伤痛与重生(6)

2013-03-13 10:15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02年底,“非典”疫情在广东悄然蔓延,随后形成了一场影响全国甚至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生存与死亡、伤痛与无奈,困惑与抉择构成了亲历者们共同的记忆。值得庆幸的是早期的努力与牺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这场灾难也是一种艰难而珍贵的体验。对于公共卫生体系与社会管理的反思与重建,成为这10年间的主要故事。

王鸣是学临床医学出身,但从硕士毕业开始就干起了公共卫生工作。2001年,广州卫生防疫站更名为“疾控中心”,“非典”之后新的疾控中心办公区立项开工,2010年竣工搬迁。王鸣正在忙一件新的工作。广州市政府最近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中心”也放入疾控中心,投资3000万元,3年建成。主要负责食品安全与风险的评估工作。“现在食品安全的问题很多,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王鸣说,“以前是疾病来了,我们去应对。现在我们的职责还包括对公共卫生的评估和预警,增加了疾控工作的含金量。”

王鸣还保留着2003年1月31日的工作与会议记录,当时他担任疾控中心的副主任。这一天上午8点半,市卫生局副局长姚建明在疾控中心召开会议,紧急传达了《关于印发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报告的通知》。下午13点30分,又召开了全市卫生及防疫紧急会议通报疫情发生状况。会议到17点才结束。19点,王鸣正在吃年夜饭,就接到了广医附属第一医院的疫情报告。他和主任杜琳、流行病科科长周端华迅速前往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要达到有效治疗,遏制疫情,就需要尽早确定病原体,搞清楚到底什么才是凶手,如何致病,如何传播,所谓知己知彼。疾控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传染病病原的排查。不仅要试验排查咽漱液,还参与了3例死亡“非典”患者的局部尸体解剖,采集尸体肺组织、支气管、支气管黏液、肺门淋巴结、胸腔积液等样本。2月中旬,疾控中心实验室通过对尸体解剖样本进行病毒培养,初步结果显示通过人胚肺细胞接种的标本出现细胞病变,并在实验室中成功分离出4株病原体。随后捕获了冠状病毒颗粒和衣原体病毒。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多国科学家和实验室的通力合作下,终于确定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为了切断传播途径,就必须追溯病毒从何而来,宿主又是谁?2003年5月,疾控中心进入野生动物市场进行调查,采集商贩的血液和动物样本。他们发现了果子狸与SARS病例直接相关的证据。市场上的果子狸百分之八九十都携带有SARS病毒,而市场里人群的血清抗体阳性率也有一半左右,说明他们都感染过病毒,但是没有发病。

但调查发现,携带SARS病毒的果子狸只存在于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其他来源地的果子狸身上则没有。“国家疾控中心曾在江西、湖南、广西的果子狸养殖场也做过调查,也没有找到SARS病毒。”王鸣说。果子狸在某种环境中才会携带SARS病毒,原因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果子狸的上一级宿主和传播者目前也还没有找到。“这些到现在还是个谜。”王鸣说。

2003年底,广州市又发生了4例“非典”病例。广州市疾控中心调查发现,其中一人为经营果子狸餐馆的服务员,有两人都曾经于病发前在这家餐馆吃过饭。所以,果子狸虽然不是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但在市场流通中充当了病毒储存宿主的角色。果子狸身上的SARS病毒是可以传染给人的。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独特的饮食文化,珠三角地区对野生动物的需求很高,全国各地饲养的野生动物大多销往广东,广州市野生动物市场是全国各种野生动物的重要集散地。2003年5月,广州省将果子狸等清除出野生动物市场,但8月下旬多种野生动物再度回流。年底再度出现新发病例。2004年1月,广州市政府严格禁止市场出售果子狸,对果子狸进行扑杀,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

2012年,王鸣还想搞清楚SARS病毒是否依旧存在。他又去出售野生动物的市场,抽取了100名从业者的血样化验,没有找到抗体,他们都没有遇到这种病毒。“很可能SARS病毒已经在自然界消失了。”王鸣说。

值得注意的是,疾控中心发现SARS病毒的传染性因人而不同,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卖果子狸的、宰杀果子狸的人未必感染,但服务员和食客却被感染了。”王鸣说。这样的例子在后来的禽流感中也曾出现。SARS病毒的传染规律现在也未能搞得特别清楚。

每天统计病例是“非典”时期疾控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最初通过电话报告或者传真,数据统计比较混乱,因为患者可能先后在不同的医院就医,会造成统计的重复。随后,疾控中心设计了电脑报告,直接剔除重复统计。最初只是报数,后来是报详细的名单。重点监控学校、社区,同时将流动、农业人口也纳入监测视线。每天汇总的数字,通过发布会和媒体传递给公众,使疫情发展状况更加透明,直接促成了疫情信息发布制度的形成。

传染病流行后,医院负责救治工作,疾控中心则要提供预防控制的策略,釜底抽薪,防止传染,为公共卫生筑起一道大堤。

让王鸣至今还自豪的,是广州市疾控中心在“非典”早期很快就制定了“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消毒隔离指引”,这是全国第一份较为详细的针对“非典”预防的工作指引。随后疾控中心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起草了13份“防治指引”,包括“院内消毒隔离要求”、“防治工作方案”、“流行病学调查采样检验要求”、“消毒指引”等,构成了最初预防控制策略体系。这些方案上报到国家疾控中心,并转发到其他地区作为参考,“甚至连错别字都没来得及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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