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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PM2.5:新标准后的大气污染事件(2)

2013-01-28 11:35 作者:吴丽玮、(实习记者王玄)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北方地区连续数日被大规模灰霾天气所笼罩,北京的PM2.5浓度最高时超过900微克/立方米。在执行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之后,污染物的浓度开始对外公布。

雾霾 2

1月19日,500多名骑友单车环游郑州市郑东新区街头,呼吁市民低碳出行,给大气一个“喘息”的机会

PM2.5的形成方式非常复杂,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以固态形式排放的一次粒子,这种粒子通常先在高温状态下以气态形式排出,再在烟羽的稀释和冷却过程中凝结成固态的一次可凝结粒子;另一种是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等气态前体污染物通过大气化学反应而生成的二次粒子。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王奇告诉本刊,二次粒子的化学反应非常复杂,即使将一次粒子,如二氧化硫等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也很难避免PM2.5在复杂的反应过程中产生。

周嵘说,短时间内对此次污染事件的源头进行分析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份完整的国家大气污染排放源清单,学界关于PM2.5来源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从排放源来分析,即列出各种大气污染排放源,根据统计年鉴中的燃料燃烧数据以及各行业产能数据,结合行业排放系数计算而成;另一种方法是对污染物进行采集和化学分析,根据分析到的特征元素确定其来源。第一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各个行业的污染贡献比例,但却没有办法对复杂的二次污染过程做出模拟;后者的优势是可以分析到一次污染、二次污染的占比,但缺点是城市PM2.5的来源解析研究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在“绿色和平”发表的一份《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报告中分析,燃煤依然是PM2.5中最主要的一次颗粒物排放来源,占19%左右。自2000年以来,中国煤炭消费量从15.2亿吨增长到34.8亿吨,增长128%,仅2011年增长率即7%,全年煤炭消费量占全世界煤炭消费量的40%以上。硝酸盐和硫酸盐等二次颗粒物占比也分别为14%和17%。

“PM2.5排放到空气中,体积小,质量轻,肉眼看不到,不容易掉落,在空气中的寿命较长,所以它有个特点就是跟着气流走,会向其他区域流动、传输,产生区域性的污染。”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谢绍东告诉本刊记者,寻求区域的联防联动机制已成为多方共识。

国务院在2010年5月已发布环保部、发改委、科技部等九部委《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要求在2015年建立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为重建区域。“一项研究中做过模式测算,即使北京污染源为零,也依然会有大气污染存在。仅仅控制北京的污染物和清除北京的大气污染并不存在必然的线性关系。”王奇说,联防联控的前提是有关部门做出污染预报,一靠经验,二靠模式计算,提前做出预警再实施区域的应急措施。

但京津冀地区的联防联控实现起来没那么容易,北京和周边省市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差较大,很难统一环保标准。王奇曾对珠三角地区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做过深入研究,他告诉本刊记者,首先是珠三角地区9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都差不多。“在广州亚运会期间,珠三角做到了统一油品的标准、统一实行黄标车淘汰制度、控制燃煤的含硫率等等,同时它都是在一个省内管辖,协调起来相对容易。”王奇说,“但如果让河北省和北京市一样,把工业的脱硫设施按照统一标准上马,对于河北省来说没有这个能力。在京津冀地区的应急措施仍然是以点为主的,北京限制黄标车,这些车就跑到河北去了。”

谢绍东说:“奥运会时,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六省市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就共同制定了《第29届奥运会北京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启动了空气质量保障联动机制。北京市政府当时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提前两周就开始了相关省市的减排、防污染措施。”王奇也表示,相关部门也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比如实行政府发展补偿制度,不同地区根据环境支付意愿达成协议,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落后地区支付清洁生产技术的费用,由原来的为了北京,变成为了大家”。

标准之争与民众监督

将PM2.5纳入环保标准中至今仍有多方质疑,即便是学界也对此莫衷一是。PM2.5对人体健康存在危害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环境与健康中心副研究员黄薇曾以西安为例,在统计意义上分析了PM2.5对健康的影响,在排除了年龄、性别、时间效应和气象等影响因素后,当PM2.5浓度每增加103微克/立方米时,居民全部死因的超额死亡风险(超出正常死亡的风险)会增加2.29%,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增加的超额死亡风险为3.08%。但黄薇也告诉本刊记者,PM2.5的健康研究才刚刚起步,现在的成果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的制定和修订。2010年,国家曾对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草案两次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列入了PM2.5的监测问题,但很多人认为这不切实际。本刊记者当时曾就这个问题采访过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他就认为加强PM10的控制就可以改善空气,而且比PM2.5实现的难度相对较低,PM2.5占PM10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六七十,解决了后者也就基本解决了前者。谢绍东说:“现在我们面临的PM10的威胁还是很大,PM2.5就是PM10的一部分,PM2.5都这么多,那PM10会更高。粗颗粒浓度下降后,细颗粒浓度会随之下降。我们现在是粗颗粒都没控制好,就面临控制细颗粒的问题,二者要共同控制。美国的污染物控制是从TSP(直径≤100微米的粒子)到PM10到PM2.5,先将TSP控制得比较好以后,才过渡到控制可吸入颗粒物,这个浓度达标以后才开始控制PM2.5。美国1997年提出PM2.5的控制标准,2003年开始实施。它工业革命200多年了,很早就开始控制TSP,所以空气很干净,灰尘很少。我们能摸得到的灰尘都是粗粒子,不是细粒子。所以我们连TSP都没做好,就开始做PM10,PM10没做好,PM2.5就又来了。环保部门任务比较重,现在进入了‘集中爆发’的新阶段,所有污染物的问题都聚在一起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环保部门是不公布污染物浓度的。谢绍东说:“原来我参加环保部门举行的座谈会时,他们说害怕公布浓度后民众会受不了,会引起社会动荡,用这些来搪塞,不给我们数据。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希望引用环保部门监测到的数据,短时间的,比如一两天的数据可能争取到,但想要拿到长期的数据,比如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则不可能,因为他们要保密,所以我们就只有用自己的设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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