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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与民主制度的纠结:骄傲的印度(3)

2013-01-23 14:29 作者:袁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印度商业线报》(The Hindu Business Line)总编辑G.昌德拉施卡(G.Chandrashekhar)同样认为,印度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都是印度国民性的正常结果,是印度历史的一种延续。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从印度的历史出发,去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承,看看印度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印度人民为什么那么骄傲。

印度是个复杂的国家,一个典型的印度故事一定会在结尾来个大反转,拜火教的故事也不例外。

帕西协会和政府谈了6年才谈成的项目,还未实施就遭到了来自帕西群体内部的反对。世界琐罗亚斯德文化基金会主席侯米·达利亚(Homi Dhalla)就公开表示反对这个项目,他认为,一旦让政府出面投资建设这个鸟舍,官僚们就会得寸进尺,最终把这块本来属于拜火教的风水宝地收回去。

这个理由牵强吗?这就要看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国家。印度政府的腐败是出了名的,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全球腐败指数显示,印度的腐败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95位,属于重度腐败(中国排第75位)。实行了60多年的民主制度,以及相当自由透明的媒体,都没能治得了印度的腐败病。

那么,达利亚的反对很有道理吗?倒也未必,因为他是凹透镜装置的制作者。这个装置建在“沉默之塔”的天台上,将阳光反射到尸体上加速其腐烂,据说在旱季效果不错,不需要秃鹫也能应付得过来。可惜雨季的那几个月因为缺乏阳光,尸体要在天台上停放很长时间,味道相当难闻。作为这套凹透镜装置的制作者和管理者,达利亚先生自然不愿意看到这套系统被秃鹫替代。

换句话说,达利亚是个“利益相关者”。印度的民主制度让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有发言的机会,但这无形中导致了严重的扯皮现象,在印度要想办一件事,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问题是,不仅达利亚一个人反对,拜火教专属医院的医生们也心存疑虑。原来,止痛药不仅是牲畜在用,病人用得更频繁。给病重的患者服用止痛药是医院的惯例,一家拜火教医院的院长表示,他们没有权力告诉病人什么药能吃,什么药不能吃。要想满足天葬的条件,病人家属必须签字证明病人去世前三天没有服过止痛药才行,而家属到底撒没撒谎光靠化验是很难证明的。

那么,为了让拜火教的传统保持下去,帕西人难道不能做出一点牺牲吗?“这几乎不可能!”一位名叫库谢德·达斯图尔(Khurshed Dastoor)的拜火教牧师这样形容此事的难度,“我花了10年时间劝说帕西人在进入拜火教神庙之前关闭手机,可从未奏效,我不认为他们会为了秃鹫而停止吃止痛药。”

可是,印度政府才不管这一套呢。“如果有秃鹫被毒死的话,我们将立即终止这个项目。”一位官员说。

于是,这件谈了6年才谈成的项目很有可能因为各方的反对而流产。

这个故事可以被看作所谓“印度式民主”的缩影。印度自1947年独立开始就有了相当健全的民主制度,这在前殖民地国家当中是很罕见的,尼赫鲁是造成此种局面的功臣之一,他是圣雄甘地钦定的接班人,从甘地那里继承了无上的权威,并依靠这个权威强行推行西方式民主,获得了成功。

不过,印度民主制度最大的功臣还得说是印度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印度的历史和中国很不一样,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大一统的情况相当罕见,是印度教和种姓制度把印度人团结在一起的,而印度教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每个教徒都有自己崇拜的神,以及属于自己的灵性导师,所以印度人很早就习惯了社团式的生活,民间组织非常活跃。换句话说,印度人的国民性和民主制度有相通的地方,专制集权反而会水土不服,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在印度推行得十分顺利,印度人也一直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而感到骄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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