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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人类尊严的问诘(3)

2013-01-16 16:49 作者:王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人能否有成就,只看他是否具备自尊与自信两个条件。”这是苏格拉底的名言,当年苏格拉底为它付出了鲜血。在苏格拉底所处的古希腊,“自尊”还不是一个可以用现代英语的“Self-esteem”(自我评价)来定义的时候。

 

蒙田为20世纪的人留下了更多的看似浅显的立世箴言。但倘若从语言学的语境退回到蒙田的时代,在当时的阐释视角下,蒙田的文字反而显得更难以捉摸。

蒙田的矛盾始自童年。蒙田出身于法国西南部一个显赫家庭。自出生起,蒙田便成为父亲计划已久的教育计划的一部分。他被送到邻近的乡村,在一个外语只会拉丁语的德国医生家庭完成学前教育。拉丁语因此替代法语成为蒙田的母语,帮他解决了通晓西方古典文化的障碍,也迫使他面对现代心理学意义上交际自尊的困境。毕业随从父亲读了法律后,蒙田做过波尔多的市长,也曾陪同法国国王巡游,在自家的古堡里接待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和亨利四世。时至37岁,蒙田决定回归田园,说自己要逃避“一切责任”、“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在平安宁静中度过有生之年”。他从福音书及古希腊、罗马著作中摘录了一些箴言,把它们抄写下来贴在书房中,希望从此静心在书房中读书、踱步沉思,为他喜爱的作者写写评注。

此后蒙田又半被迫地再次出任波尔多市长,但他书房里贴的箴言字条不曾改变。据后人统计,蒙田的这些箴言有25条摘自希腊文,32条摘自拉丁文。蒙田本人喜爱的西塞罗在其中占据了不少分量,古希腊经典的“认识你自己”(TemetNosce)也在其中。不过,在后世研究蒙田的学者看来,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引自古罗马剧作家泰伦修(Terence)的这一句:“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

与其说蒙田退隐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不如说他更多遵循了自己熟悉的柏拉图《理想国》中对于“理想人”的人生设计。柏拉图认为,数学、格斗、骑马等理性乃至实战学科的设置是作为基本入门为孩子们提供的,以便他们将来在战斗时能够勇敢;在30岁后,将有一部分人被挑选出来,参加早期教育中所有学科的考核,用以判断他们是否适合5年的哲学研究;之后他们还将在国家的民事和军事部门中的较低职位上服务15年,在50岁时,“剩下的人、即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将被安排用他们的心灵之眼去观察善的理念”。

然而蒙田却并非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蒙田本人从泰伦修的箴言中导引出的是:“我何知?”(Quesais-je)他还依照文艺复兴的风俗、将这句话铸在自制的一枚勋章上,勋章的另一面铸着一个摇摆的天平。作为这条座右铭的形象体现,蒙田书房的柱梁上贴着古罗马晚期哲学家塞克斯特(SaxtusEmpiricus)的箴言:“我不置可否。”塞克斯特被后世认为是怀疑主义的鼻祖,他把怀疑主义的基本原则规定为:“每一项命题都有与之对立的另一项命题”,而在这两者之间应当不置可否,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也没有能力知道哪一项是正确的。苏格拉底由自己的问诘法得出推论,说他所知道的全部知识就是“我一无所知”。受塞克斯特影响的古罗马哲学家阿瑟希拉(Arcesilas)走得更远,认为人类甚至连“万物皆不确定”这一点都不能确定下来。塞克斯特对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提出过质疑,1000多年后的蒙田对这句话给予了更法国式的嘲讽:“普罗泰戈拉给我们编了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把人当作万物的尺度,却从来不曾量量自己。”蒙田的《为雷蒙·赛邦辩护》一文原本为驳斥皮科的“人的尊严”而作,他认为人这种“可悲而又可鄙的生灵甚至不能主宰自己,却胆敢自命为宇宙的主宰和君主”。然而,与其说蒙田是一个典型的怀疑论者,不如说他是一个贯彻了自己的“不置可否”信条的矛盾的读书人,因为较晚的时候蒙田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世界上最好、最合理的事就是很好地、公正地对待人,世界上最难学懂学透的科学就是知道如何享乐此生、如何顺应自然;在我们所有的缺点中最严重的就是轻视自己的生命。”

英国历史学家博克(PeterBurke)在他有关蒙田的传记中说得很明确:蒙田属于“16世纪30年代那一辈”,这一辈人对宗教改革以前的世界毫无所知。长达30年的法国宗教战争,是蒙田经历“怀疑危机”的重要原因。1378年继任教皇乌尔班六世是意大利人,而驻罗马的法国红衣主教们却另选克利门特七世为“对立教皇”,天主教会因此陷人分裂。两个教皇互相争夺管辖地区,互相开除教籍。由于异端势力逐步强大,教会感到内外交困,于1409年在意大利的比萨召开了宗教会议。会议开除了两个教皇的教籍,选出第三个教皇,即亚历山大五世。至此天主教会成了三个教皇鼎立的局面。教会内部的矛盾激化使教会及其所宣扬的宗教神学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

蒙田认识论观点在理论形式上具有怀疑主义的特点,但同皮浪(Purron)式的怀疑论有着根本的区别。蒙田的怀疑论思想不是抽象地否定一切知识或鼓吹蒙昧主义,而是以怀疑论思想作为立足点,促使人们破除对绝对真理的迷信,使人无止境地去探索新知。在蒙田看来,“没有永恒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如此,万物的存在亦是如此。我们及我们的判断和所有其他生灵,都在不断地滚动、转变中逝去。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屹立不变的,而我们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人是一个异常不足道的、变化无常和动摇不定的创造物,关于人找到确定不变的判断是困难的。”蒙田提出:当“怀疑思想家”说“我怀疑”或“我不知道”的时候,至少相信他自己的怀疑是确定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想用问题的形式陈述“我知道什么”。所以,蒙田式的怀疑论者并不怀疑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认识活动,反而相信“我相信我的一切力量”。这一观点对笛卡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影子也根基于此。蒙田的怀疑论对后世哲学的影响不仅在于宣布了一种新的需要,而且还为新哲学以及新的自我认知的产生直接莫定了基础,这也是未来20世纪自尊研究在绝境时总能找回根基的立身所在。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产生了英国以洛克(JohnLocke)和休谟(DavidHume)为代表的相对伦理主义,这却是蒙田在刻意但随意写下“随笔”(Essais)时没有预料的。“Essais”这个词有“试验”、“尝试”、“试作”之意。蒙田用这个相当谦逊的词定义自己的写作,他希望以“一种朴实、自然和平平常常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20世纪英国作家毛姆说,蒙田用一系列随笔给自己画了一幅完整的肖像,不仅画出了他的性情和他的癖好,同时也画出了他的缺点,使人就像了解一个朋友一样了解他,甚至比朋友还觉得亲切。在人们了解蒙田的同时,对自己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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