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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自尊的阵痛与嬗变

2013-01-16 16:10 作者:朱步冲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后工业社会大部分社会问题,都可以归咎于部分社会成员对于自我价值感的不满,以及自尊上的困惑。拥有高度自我价值满足度的现代社会公民,不仅会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负责,也会积极参与社会总体文明、福祉与稳定的建构;反之,未能从社会获取充分自我价值肯定的人群,不仅会对社会、家庭赋予自己的职责持消极态度,也会倾向于通过其他非理性破坏行为以期达到某种宣泄和平衡。”——美国伯克利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尼尔·斯迈瑟在其主编的《自尊的社会重要性》前言中这样说

刚刚进入21世纪的中国,无疑正在经历一场几个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社会与意识形态转型,中国公民的自我价值与自尊判定,也相应地在这场历史洪流中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重塑,如果我们执意要追寻现代中国社会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必然要探寻那些引发我们自我价值和尊严感过低的诱因。

“蜂巢”里生活的他们

“自尊?”绍伟把笔记本电脑上正在观看的美剧《尼基塔》按了暂停,用手指比画了一下这个窄小闭塞的空间,说:“你觉得一个人,在北京,过成这样有自尊吗?”

一张坚硬的木板床、一张窄小的电脑桌和一个简易方便衣柜,一扇高高在上、面对走廊的推拉式小窗,四堵用白色挂历纸糊好、粘了吸附式挂钩的白墙,总共不过3平方米的空间,就构成了绍伟的整个世界。这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紫竹院桥附近某楼盘的一处150平方米的复式公寓,连同天台在内,它被精心隔成了38个闭塞的窄小空间,宛如一个蜂巢。所有住客共用3个卫生间,每个卫生间的房门上,都贴着“为了节省您和他人的宝贵时间,请将淋浴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的提示。晾衣架上,颜色各不相同的文胸、内裤、袜子、枕套,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

在“蜂巢”的门厅里,40多岁的安徽女房东一再保证,这里的住客虽然多,但素质好:“都是学生,或者刚刚毕业找到工作的。”在闭塞的小房间里,透过薄薄的复合胶板隔断,走廊上的脚步声,从隔壁笔记本电脑上传来的游戏与电影音效听得一清二楚,间或有国产品牌手机嘈杂的彩铃声响起,但往往被接听者迅速按掉,然后以刻意压低的声音开始通话。

在“蜂巢”每层长长走廊的尽头,都有一部住客公用的美的双门电冰箱。绍伟慢慢地打开冰箱,里面东西不多,除了两瓣用来除臭的柚子皮,就只有几罐老干妈辣椒酱、六必居腐乳和密封袋装豆腐干。他仔细拿出一袋宾堡切片面包和几个蒙牛酸奶,说这还是趁中关村家乐福打折促销时买的,半夜如果饿了,就靠这些填肚子。公寓为了防止用电过载,规定住客除了电脑,不许使用其他任何电器。

2010年4月11日,北京六郎庄一处“胶囊公寓”的租客在自己的“公寓”里
      绍伟在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担任初级程序员,标准的低层“码农”,月薪近3000元,每月要为自己这个几可容身的“家”付出650元,还要寄回河北县城老家1000元——父亲有痛风,母亲血压高——剩下的要坚持30天,绍伟只能殚精竭虑地省钱。他几乎已经有一年没有进过电影院、KTV等娱乐场所,也没有逛过街,女朋友更是不敢想的事情。“有过一个聊得来的女生,公司里的同事,来这里看过一趟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如果公司最近任务不紧,不需要在办公室面对电脑,绍伟通常只能用上网看电影、美剧或者玩一会儿网络游戏来打发临睡前的闲暇时间,甚至更没有勇气去交友网站或者用手机社交软件认识陌生人,尤其是异性。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够精神”,其他条件也拿不出手。

在“蜂巢”所在楼盘旁边,有一条布满临时小吃摊和简易饭店的小街,这里就是绍伟和其他住客每天早晚都会光顾的食堂,灯箱的招牌上写着“盖浇饭”、“炒饼”、“油条豆浆”和山西刀削面。倒是有一家装修相对精致,拥有仿花梨木桌椅、屏风,灯火辉煌的“京味食府”,然而绍伟说他只去过一次。那是大学时代的同学来探望,绍伟说他一狠心花了100多元,请同学吃了一顿北京烤鸭。“人多少得讲点面子,我不想让以前的兄弟感觉我过得太惨,太不像样子。”

似乎为了紧紧抓住那一缕“面子”和尊严,在绍伟的小衣柜里,有几件特意挂起来,熨烫得整整齐齐的衬衣,还有两件仔细包在尼龙防尘袋里的西服,都是从凡客诚品网购的,这是绍伟最体面的行头,只在公司开年会和“相亲”的时候穿过几次。在他床头的小书架上,摆着《输赢之摧龙六式》、《执行力是训练出来的》等好几本厚厚的职场营销与励志著作,也有《禅与悟》这样的通俗佛学读物。他告诉我们,自己之所以坚持不回老家,就是想在北京“混出个样子来”。他计划明年去报一个高级软件培训班,学JavaEE物联云计算,也许能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在老家街坊邻居心里,能够考到北京上大学的绍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然而每天单位老板的呵斥,以及小区里本地老住户怀疑的眼光和保安的盘查,却让他感觉自己始终“低人一等”。从“蜂巢”一楼楼梯过道口的窗户望出去,是华灯初上的三环主路,川流不息的车辆亮起的尾灯,形成了一条暗红色的长龙,和隔壁大厦顶上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每天我都会在这儿看一会儿,然后就想,这些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太悲哀了。”他嗫嚅着对我们说。

经济理性——谋杀自尊的元凶?

绍伟的痛苦和迷茫并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2011年,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字表明,共有704万外来人员在首都谋生,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似乎很难改变那种与自我实现和现代生活只有一步之遥,却永远无法跨越这一步的挫败感。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恩·本杰明(DwayneBenjamin)的计算,1987至2001年,中国城镇平均收入以约6%的速度稳步增长,同时基尼系数也由0.22上升到0.34。城镇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口中,13%~20%为各类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镇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低60%。

收入的不平等,无疑加速了社会成员集体心态的波动与恶化:2012年9月,由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报告》,50%的受访者表示幸福度“一般”,而在不幸福因素中,首位是健康,“收入过低”与“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分列二、三位;近15%的受访者认为“自我价值没有得到实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32%的一线城市受访者拥有“自己比大多数人幸福”的感觉,而三线城市的相应数字为37%。北京、上海,这些全国趋之若鹜的大都市,在表面的繁华锦绣下,悄然成为幸福低谷。正如R.W.费夫尔在《西方文化的终结》中论述的那样,经济理性不仅彻底主宰了全球一切资本、商业乃至生产创造的过程,也主宰了整个人类生活,粗暴地进入了许多它原本无权进入,或者不适宜进入的领域,从而使得所有人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理性的控制之中。功利主义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最基本原则——“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人类心理,不可避免地被简单物化为收入和支出同时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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