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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是怎样制造的(3)

2013-01-10 13:35 作者:朱步冲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为何一个处于快速上升变革、朝气蓬勃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其希望所在青年一代如此热衷于自我贬抑与精神矮化?

自此,末位淘汰制和工业流水线造就了一个“蜂群社会”。“曾几何时,劳动被认为是社会成员获取更加完满人格,通向精神解放的手段,现如今只是在异化压力下的无意识行为。”拉尔夫·费夫尔在《西方文化的终结》中写道,“事业成功与无节制消费一样,都不能使我们获取预期中的自我价值满足,而只能当作一种酷刑间歇的缓冲,宛如一个孤独的船难漂流者试图饮用海水解渴一样。”

 

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义、建构人的自尊与自我价值,才成为社会心理学家们殚精竭智试图解决的问题。纳撒尼尔·布兰登的励志文法延伸出这样的概念:后工业社会的专业技术分工体制和更快的技术进步节奏,需要更强的自我督导与管理,以及开拓与自我创新意识。由此在文本上他大声疾呼,更为自信和自我尊重度高的员工能够不断实现自我改善与创新、最终在为企业贡献更多价值的同时,达到“自我实现”的高度满足。自尊其实是顺应一个效率化竞争的社会,为它所制造的。然而问题在于:即便我们被说服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心智和时间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权利与保障——即更高的自我价值和尊重感,但其他领域的损失却被漫不经心地忽略了。一如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反复争辩的那样,按照整个社会经济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原则,来衡量、管理人类全部生活,是在冒丧失更大一部分人性的风险。

更糟糕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紧随其后、无所不包的后工业文明能够包容、进而消弭一切关于个人尊严的激进诉求,大众娱乐媒体,普选制度和消费丰裕化,表面能使“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也就是说,政治、伦理道德与个人价值一起,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在这种力量极端悬殊的大背景下,执意要求追寻“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人,似乎只有自我毁灭,或不得不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灰色地带这样两种选择,这也是近代“数码朋克”以及“反乌托邦”文化思潮孜孜不倦描摹的画面:“没有目的,没有地位,没有世界大战,没有经济大萧条。我们大战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大萧条的只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从小看电视,相信有一天会成为百万富翁、影星或摇滚巨星。但是……我们不会。”在大卫·芬奇导演的《搏击俱乐部》中,布拉德·皮特饰演的“反英雄”泰勒,面对自己营造的地下王国和追随者,说出了这样直指人心的台词,整部影片中,泰勒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自虐式“反抗”以一场玉石俱焚的恐怖爆破作为结束,没有脱离拒绝区分犯罪与反抗的无政府主义暴力的窠臼,一如《黑客帝国》中尼奥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反抗竟然是“母体”主机计划中的升级重组。

“我们怀念旧时的道德规范与田园牧歌式的情调,然而我们不仅缺乏勇气和必要手段去恢复它们,也无法继续认真对待它们。尊严、自由的意义和作为其基石的社会环境与意识形态,仿佛今日在电子游戏与社交网络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待圣诞老人或其他童话的态度是一样的。”理查德·桑内特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一书结尾发出的是这样暗淡的感叹。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就此放任自流,拒绝发掘、重塑“人”作为个体的价值与尊严的理由。引发出21世纪有关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生前备受争议的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厄内斯特·贝克尔就曾这样说:“自尊,是一个人有能力生活和值得生活下去的确信。”

这个名词与自我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在这个竞争越来越严酷的社会中维护自我的武器,所以,如何清晰而深刻地认识它,是为了保护我们被越演越烈的竞争撕裂得越来越脆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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