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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是怎样制造的(2)

2013-01-10 13:35 作者:朱步冲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为何一个处于快速上升变革、朝气蓬勃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其希望所在青年一代如此热衷于自我贬抑与精神矮化?

西方有了意志,表象上貌似沉默的东方并不沉默。震惊日本的《下流社会》中,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三浦展提出,当“丰裕社会”整体物质供应的充裕的波峰与“社会垂直流动孔道”日渐封闭的波谷相叠加时,停止进取奋斗,任由自己滑落“下流”便成为青年一代中大多数人的选择。具象一点,就是三浦所谓的“优衣库与7-11现象”:在整体社会财富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青年人不一定非要思进取,也能依赖即食便当与百搭型休闲外套等廉价消费品悠闲度日。

2012年6月19日清晨,参加完剑桥三一学院举办的“五月舞会”的学生们在回家的路上。依据詹姆斯的公式,自尊=成功÷抱负,大学生的身份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带有了一层更加复杂的含义

与一水相邻的日本一样,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东亚国家,也开始饱受“下流”趋势的表象的侵袭。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曾撰文疾呼,较之经济转型,中国面临的更大问题是社会流动性停止:社会垂直流动呈现单向性特征,较高阶层的封闭性逐渐增强且具有排斥性社会利益与阶层划分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较之中间阶层,中国高低收入家庭收入代际严重缺乏弹性,从而导致严重的“阶层继承化”与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

2012年9月,由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20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报告》,50%的受访者表示幸福度“一般”,而在不幸福因素中,首位是健康,“收入过低”与“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分列二、三位;近15%的受访者认为“自我价值没有得到实现”。

在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新一代青年对外向型社会发展的恐惧:人力资源供应充裕下,竞争日趋激烈,高等教育对就业后薪酬附加值的逐渐消退,前途严重受制于父母所拥有的社会圈与人脉资源。另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紊乱,以及大众媒体持续对于顶层阶级丰裕生活的传播——它们双管齐下,同时摧毁了我们改善自身境遇的信心和自我评定的基础。2006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新结婚时代》,仿佛是一种对于当下社会阶层固化无可奈何的承认:出身农村、看似完成了阶层向上流动的男主人公何建国,与出身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女主人公顾小西之间理想化的感情,却难以战胜两个家庭之间因社会阶层固化带来的永恒物质、地位与意识形态差别。何、顾两人的自尊与自我价值认同无一在这种巨大的鸿沟前被碰得千疮百孔,美好、形而上的感情最终没有战胜现实,造就了某种浓郁的灰色悲剧基调。

2011年“郭美美事件”持续发酵的推力,除了公众对于官方背景慈善机构不够透明规范运作的一贯质疑,也包括相当部分网民(尤其是男性)对于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与自身在婚恋感情方面受挫的愤怒。而少数人直接以炫耀物质财富、奢侈生活与高端人际圈为手段,对处于社会等级与财富序列下层的人群进行直接鄙视与嘲笑则更屡见不鲜。根据麦肯锡提供的报告,中国最富裕的消费人群是东亚奢侈品消费不断攀升的强大推力:2010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家庭贡献了奢侈品消费总额的70%。

在这种情况下,虚无的精神胜利与自我人格贬抑矮化,遂成为中国当代民众性格中一对奇怪的伴生物:从近年持续升温的足球爱国主义、过激网络民族主义到层出不穷的地域、身份网络骂战,大众一方面如同犰狳一样试图紧紧封闭自己内心仅有的自我价值空间、绝望地试图通过各种标签使得自己从某种身份中得到认可;另一方面又如同浑身尖刺的刺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过激自我防御”,稍一遭遇质疑、拂逆,就不惮恶语相加,甚至将攻击行为从网络延伸至现实生活层面——2010年12月沈阳于洪区网吧发生了一起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恶性刑事案件,冲突起源居然是当事双方在网络游戏“跑跑卡丁车”中因技术水平引发的网络口角。

这是一种严峻的自尊矛盾与分裂。它导致我们必须从广阔的知识层面去理解:自尊究竟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其实补的是西方工业革命与思想启蒙的大课。以标准化制造、电气技术、化学与生物科技应用以及大型垄断资本企业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今还在中国大地上方兴未艾,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完全是以美国为范本,正如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全球分裂》中这样的论述:“这次工业革命最大的贡献者无疑是美国,制造可以互换的标准零部件,以及用最少的劳动力通过盛传流水线将其装配完成是它的独特发明。”

工业生产力的飞跃,能推动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与产品分配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然而,丰裕和进步只是硬币的一面,随着大工业流水线的建立,经济技术对于社会的全面掌控,人作为独立、鲜活个体的价值遭到持续贬抑,分解式流水线生产,直接降低了工人作为劳动主体的自我价值认定——他自身只不过是机械设备的可怜有机体外延,只是在不断重复某个单调的工序。

随着全球产业升级革命,中产阶级的壮大曾使得许多西方社会学家欢呼看到了某种曙光:较之蓝领工人,他们更有消费力,更具备专业技能与审美情趣,在工作中更具备自由与创新空间。然而问题在于,由于其中大部分并没有独立拥有资本,且受到更为严密的阶层制度支配,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一样,最终也会沦落成毫无生气和个性的“可替换标准化部件”。美国经济学家由此才开始对“自尊”做出自己的诠释,正如美国制度经济学鼻祖、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所言,中产阶级对地位升迁的过度向往,以及通过消费来抬高个人身份的手法,“生存竞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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