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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公平诉求与规则设计

2013-01-10 13:28 作者:魏一平(实习记者:韩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对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说,表面上看是户籍族群与非户籍族群对城市资源的争夺,其背后却受制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高校招生体制的历史遗留、社会管理的严重滞后,以及有限的城市资源承载能力。从这个意义上,异地高考不过是近20年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区域不均衡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的集中爆发。面对这样的挑战,公平诉求固然重要,探讨规则的设计则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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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5日,为争取异地高考,非京籍考生家长们在北京市教委门前表达心声,其中一名四川籍考生家长伤心流泪

权益与乡愁

北京市教委的信访接待室,位于北京北四环边上一间不起眼的铁皮屋子里。2012年12月6日,42岁的杜国旺在铁皮屋子前扯着嗓子宣读了一封《告不同意见者书》,从视频中不时能听到旁边有人起哄,场面嘈杂。这只是非京籍族群与京籍族群针对异地高考问题“对峙”的一个片段。自从去年9月下旬以来,几乎每个周四,他们就来到这里唇枪舌剑一番,双方的论战一度升级,甚至还惊动了警方。当然,微博上的火药味更浓。

在正式讨论异地高考的前因后果之前,不妨让我们先来听一下“对峙”双方的声音。

杜国旺大概是最积极争取异地高考的非京籍家长之一,因为他17岁的儿子小杜现在正在北京读高三,马上就要面临现实的高考问题。在过去的10年中,杜国旺一直努力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北京人,可一次次机缘巧合,他都错过了,最终也没有拿到那一纸户口。

杜国旺告诉本刊记者,他是内蒙古人,大学毕业后落户到包头,2000年被北大方正总公司借调到北京,当时便拿到了工作寄住证,后来改为工作居住证(俗称“绿卡”)。这是北京专门为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办理的一种户籍证件,按当时的规定,三年后便可以转为正式户口。2004年,到了转户口的时候,他因为在西安连续出差5个月不能回京而错过。“当时想反正有得是机会,明年再办也不迟。”现在说起来他还是一副懊恼。可就在这年底,公司发生人事变故,杜国旺离开了北大方正。他又找了一家高新技术企业,重新办理了新的工作居住证,如果顺利,到2006年他就能拿到北京户口。可是,到了2006年,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要控制人口,居住证转户口的政策暂停了。

杜国旺告诉本刊记者,几年的排队都没有动静后,到2010年,已经担任副总裁的他尝试以高新技术企业高管的身份再次申请户口,这次他遇到的问题更让人哭笑不得。“绿卡”转户口以家庭为单位,规定里明确要求“不能因政策造成夫妻两地分离”。由于妻子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已经在内蒙古办理了病退,拉低了杜国旺的积分。杜的一位同学,也是高新企业的高管,为了转户,这几年考了高级工程师,读了研究生,老婆还在北京的政法单位工作,可是从孩子读六年级一直等到初三,也没有排到户口。他的户口梦看起来就更遥遥无期了。

其实,一纸北京户口,对杜国旺本人来说意义并不大,但对他的孩子小杜来说却事关重大。读初二那年,小杜入选了中学的排球队,可是每次正式比赛,教练都不让他上场,就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即便得了奖也不能为将来的中考加分。考上高中以后,小杜竞选当上了班长,在学校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可后来向区教委推选的时候却出现了不同意见,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也就无法享受到北京市为区优干高考加分的待遇,反而还会占用一个名额。

小杜当年跟着父母来北京的时才8岁,读小学一年级。现在,他最爱吃的是老北京小吃——爆肚,为此同学们还给他起了个“毛肚”的外号,课余爱跟同学一起K歌看电影打台球。至于户籍所在地包头,他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回去过几次,没有朋友,印象里只模糊记得“要跑好远才有电影院”。现在,户口成了小杜心头的“烦心事儿”,因为按照现行的高考政策,小杜必须回内蒙古才能参加高考。班上有个四川来的同学,高一下学期的时候独自一人回了老家读高中,暑假回北京时,她告诉小杜,自己的新同学“每天睁开眼就趴在桌子上做题,一直到晚上22点多才罢休”。而这位本来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同学,在四川的班级里却只能排倒数。

在本刊记者接触到的非京籍人士中,大部分都是像杜国旺这样的有着迫切现实需求的家庭,也有部分家庭的孩子现在还在读初中。虽然嘴边经常挂着宪政、公平、权利这样的宏大词语,但总的来讲,他们的声音基本都是基于自身的现实诉求。

京籍人士的代表阿庆,现实中是个快人快语的中年妇女。因为前些年亲戚高考时研究填报志愿的问题,她开始写博客,慢慢就成了小有名气的民间高考专家,天南海北的人有不少都来找到她咨询高校录取的问题。

与阿庆讨论异地高考问题,谈话一开始,她讲的却是现在北京的拥挤。尤其最近几年她的切身感受更为明显,以前堵车分时间、分地点,可现在是全城、24小时拥堵。阿庆告诉本刊记者,她自小在国贸一带长大,现在出门不仅公交车、地铁上全是外地生面孔,就连自己住的小区里,一个单元只剩下了5户北京人,经常看到搬家公司的车停在楼下,以前到了夏天坐在楼下大槐树底下乘凉的情景已经不再。

与京籍族群接触,这是他们最为一致的感叹——北京已经不堪重负。不同于非京籍族群的构成主要以学生家长为主,京籍族群主要是尚未为人父母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属于“70后”、“80后”,大多是国安的铁杆球迷。与前者对现实利益的诉求不同,这部分人之所以反对放开异地高考,更多则是出于一种乡愁情结和对生活质量下降的不满。

“国安吧”里一篇引起大家共鸣的帖子,是一个“80后”北京小伙子写的,他10岁之前是在金融街旁边的一个院子里度过的,那里有槐树,有石榴树,有他的“发小”,是他的童年乐园,可现在再回去,站在一片写字楼玻璃幕墙下仰望,他感慨家园不再。京籍代表老方要谨慎得多,我们约在他公司附近一家星巴克见面,谈话中他不断东张西望,生怕被同事发现,“因为他们基本都是外地人”。但在微博上,老方可不是这么含蓄,他言辞激烈地抨击着放开异地高考将会给北京带来的种种弊端,刺激他神经的是报纸上不断刷新的“造城”纪录——中关村拟扩大园区,面积从目前的232平方公里扩至近500平方公里,房山、大兴的各种产业基地正拔地而起,还有海淀的科技园、昌平的大学城……在老方看来,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精英化的城市,一个只有摩天大楼而没有棚户区的城市,反而会降低市民的幸福指数。

表面看,眼下的这种族群对立情绪,似乎是一种现实权益与家园情结的冲突,其实质,则是公共政策如何调节人口流动与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随着最近几年的改革,在就业、社保、医疗和义务教育等领域,由户籍制度建立起来的壁垒正在被逐个冲破,人们对公平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唯有高考,算得上是北京这样的资源高地最后的一道栅栏,也因此,它成了矛盾最为集中的一块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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