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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一位“中国先生”的研究历程

2013-01-06 14:35 作者:李菁(发自美国)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82岁的傅高义,脸上总是挂着热忱的笑,看上去,更像一个慈祥和善的中国老人。1961年傅高义被费正清等人物色,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由此成为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的一员。1973年,傅高义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他对中国做过多年扎实而刻苦的研究,从而赢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

结缘中国

30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傅高义一生的轨迹。1960年11月,刚在耶鲁大学任教不久的他回到哈佛大学探望一位朋友,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问他是否愿意研究中国,傅高义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想过。”这位教授告诉他:哈佛大学最近获得一笔基金,想专门培养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如果学了两三年成功,便可以留在哈佛教书。

1930年7月11日,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即将从哈佛毕业时,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傅高义与妻子商量了一下,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1958年,傅高义去了日本。第一年,他专心学日语,第二年则开始做家庭调查。几年后,傅高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通过这部作品,他“成为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

1960年,傅高义从日本回到美国,在耶鲁大学教书。没想到,机会不期而至。

傅高义

2012年10月5日,傅高义出席美国智库为其新书《邓小平时代》举行的研讨会后,为听众签书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寥寥无几。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关闭了对美国的大门;另一方面,美国一些政治家当时寄希望于台湾“反攻大陆”,他们认为不需要花力气来了解新中国。而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也令人噤若寒蝉,受此影响,很多大学没有扩大东亚研究。傅高义后来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尽管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但却都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了解。”

到了50年代后期,多数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长久存在,而麦卡锡主义也在渐渐消退,一些美国大学开始重视培养中国问题的人才。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比如费正清认为,这时应该扩大对中国的研究。美国一些基金会也认同这个看法,它们愿意出钱来支持中国问题研究者,可当时的情况是,“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够讲流利的汉语,也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在研究中运用中文或日文文献”。

“当时一些大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都想扩大中国的研究,他们决定招收和选拔几名年轻学者,力图让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学术基础专门研究中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也是这些寻找者之一。痛感“在这个领域严重匮乏高水平人才”的费正清,着意选拔和培养一个训练有素、具备从事中国研究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的学者群。傅高义说,当时哈佛大学已经有中文、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但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法律这些专业上,还没有人做中国的研究。此时,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背景的傅高义的出现,恰恰符合了费正清等人对未来中国研究者的需要。

傅高义决定抓住这个机会。1961年,傅高义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去世后,它被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现在叫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也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今天回顾起来,虽然我们的规模很小,但在培养人才方面,很有些类似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语境。”熟悉中国的傅高义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傅高义由此也幸运地进入到这支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里。他后来曾不无自豪地说:“因为学中文非常难,想学这么难的语言的,当然是优秀的学生。所以,当时无论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还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中国的人都是美国社会的知识精英。”

这位决心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很快为自己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这个名字是我同中国朋友商量后取的。”傅高义的英文全名是Ezra Vogel,他说,“Vogel是个德国姓——虽然我的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而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他解释说,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我知道在中文里,‘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研究中国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非常少。“当时我没有办法去大陆做研究,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是封闭的。有人选择去台湾,但我觉得台湾对大陆肯定有偏见,相比之下,香港会客观一些。另外,在香港做研究有一个好处是,当时有很多人偷渡到了香港,他们带来的内地消息会多一点,所以香港是个相对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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