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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2.0

2012-12-25 14:51 作者:谢九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十八大”之后,城镇化这个旧话题突然成为新焦点,尤其在近期的股市反弹行情中,水泥建材等城镇化概念股成为反弹先锋,充分显示了投资者对于新一轮城镇化的憧憬。

市场的敏感性来自政策层面的信息释放,11月底,李克强副总理在会见世行行长金墉时表示,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12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了2013年的经济工作,为明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定下了基调,其中也提到了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中国的投资始终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即使在外围市场疲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不至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二是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之后,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消费增长点。过去10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进程突飞猛进,从2000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从4.6亿增加到6.9亿,城镇人口总数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率从36%快速上升到51%。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事实上,12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及城镇化时,已经没有单纯以提高城镇化的程度作为目标,在弱化数量指标的同时,转而更注重城镇化的质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也和李克强副总理多次提出的概念——新型城镇化形成呼应。

在李克强副总理的经济思想中,城镇化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比重,李克强副总理近期再次撰文阐述了对城镇化的最新看法:“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差距就是潜力。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但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我们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同时,努力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使农民能够转为市民。展望未来,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我国的城镇化在过去10年快速推进,在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断释放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应。比如有些地方政府的手法简单粗暴,在征地过程中侵害农民利益,制造出大量的社会矛盾冲突。再有就是很多农民转换身份之后,并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城镇生活,所谓的城镇化只是虚有其表。按照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规律,城镇化率在达到70%之后会逐渐稳定下来,而从50%到70%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如果没有合理规划,城镇化的负面效应将会越来越突出。比如巴西和印度等国诞生出大量的贫民窟。对于中国而言,大规模的工业化还将继续带动城镇化率不断上升,而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还将继续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长期看,中国的城镇化已是无法逆转的大趋势。但对于已经跨过50%关口的中国城镇化而言,过去粗放经营的模式已经无法延续,未来的城镇化将进入全新的2.0时代,而这种新模式也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不同以往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将会更加注重农民利益的保护,这一方面是出于维护民生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大量失地农民进城之后不能维持必要的消费能力,将无法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也失去了城镇化的意义。

在11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做了修改,主要内容是大幅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据一些业内专家预测,提高额度可能会达到现行标准的10倍以上。我国现在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农民一亩地的最高补偿一般不超过6万元,折合每平方米不足100元,这显然和土地的实际市场价值相差甚远。如果按照新规提高到10倍以上,意味着农民每亩地可以最高得到60万元的补偿,这将极大地提高失地农民进城之后的生存能力。

大幅提高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仅意味着保护农民的合理权益,还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全方位冲击。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低成本城镇化时代的终结,甚至可能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体系带来难以想象的冲击。在过去可以低价征收农民土地的时代,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但随着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提高,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净收益将会大幅萎缩。从理论上而言,土地成本的提高可以最终转嫁到房屋成本上,但是在房地产调控面前,房价大幅上涨的空间并不大,土地成本的转移并不容易,所以,土地成本的上升最终会大幅压缩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净收益。由此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是,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收益萎缩后,将会重新调整思路,转而支持房地产税,通过房地产税来弥补土地收益。

上海和重庆试征房地产税两年时间之后,近期关于房产税扩围的声音再次高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表示将逐步在全国推行房产税。此前房产税难以大规模推进,主要阻力来自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此次修改《土地管理法》,大幅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有可能成为房地产税的一个拐点,在旧有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可能会顺水推舟,从房产税的反对者转为积极推动者,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可能会迎来深刻变革。

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同时还必须提高城镇对农民的承载吸纳能力,首当其冲的是解决就业问题。大规模的城镇化会对中国的就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以2030年实现70%的城镇化率作为我国城镇化的一个基本目标,假设2030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5亿人,70%的城镇化率意味着10.5亿的城市人口,对应2011年6.9亿的城镇人口,意味着在未来19年内,城镇人口将新增3.6亿,大约年均增加1900万人口。如果将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对应着年均1800万左右的就业需求,即使扣除其中部分非就业人口之后,与目前我国城镇年均新增就业人口1100万人左右的水平相比,中间的缺口仍然显而易见。过去10年我国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因此得以支撑大规模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转移,但是未来10年甚至20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告别了两位数增长,如果吸纳就业的能力不能大幅提高,失业率很可能会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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