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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学家雅克·巴赞

2012-11-06 15:02 作者:薛巍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从黎明到衰落》一书作者、美国文化史学家雅克·巴赞10月25日去世,享年104岁。他被誉为杰出的历史学家、随笔作家、“文化牛虻”、教育家及文化史这一现代学科的奠基人。

浪漫主义V科学主义

雅克·巴赞有着无穷的好奇心、广泛的兴趣,他就柏辽兹的音乐和棒球都写过专著。他跟西德尼·胡克、丹尼尔·贝尔和莱昂内尔·特里林一样,是20世纪中期论述范围最广的学者,他们都努力协调欧洲的文化成就与美国文化生活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托马斯·文奇盖拉曾经说:“巴赞不仅满足于谴责黑暗,他还不知疲倦地支持文艺以及求真能够获得自由这一信念。”

92岁时,巴赞出版了他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这部书厚达878页,研究了500年间的西方文化,提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了衰落期。

巴赞在文化上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说西方人向世界提供了一系列史无前例、其他地方没有的观念和建制。但同时,他说西方文明也培养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嫉妒它抛弃的东西,屈服于反叛的诱惑。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样的:反叛的自由会变成虚无主义,导致衰落。

巴赞1907年出生于巴黎,他父亲是一位作家和外交官,他家是先锋艺术的沙龙、现代主义的温床,家中的常客包括作家和导演让·科克托、艺术家杜尚、诗人庞德、阿波利奈尔、作家茨威格、作曲家瓦雷兹等。在一次访谈中,巴赞说:“9岁时,我认为世界上的人除了管子工和送货员,其他人都是艺术家。”11岁时巴赞到了美国,不到16岁就入读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该校担任教授,教授19和20世纪历史。他跟特里林发起了该校的通识教育,学生在为期两年的课程中阅读和讨论经典著作。他还写过论述大学的专著。美国作家约瑟夫·爱泼斯坦回忆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工俱乐部跟他会面,谈妥了他留任《美国学者》编辑委员会的事宜后,我们谈到了当代的大学。他的观点很严厉。他一位年轻的同事刚好从桌边经过,巴赞评论说,这位年轻老师最大的成就好像就是他的胡子了。”

雅克·巴赞和他的著作《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他的其他著作包括1956年出版的《艺术的能量》、1959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之家》,提出知识分子的优点是“专注、一贯、精确的表述和自我意识”。因为这本书,巴赞曾登上《时代》周刊1956年一期的封面。他还将柏辽兹书信、福楼拜的《庸见辞典》、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翻译成了英文。

巴赞在接触了正在兴起的文化史学科后,其学术生涯发生了转折。文化史把文化、艺术和思想与展开于公共舞台上的战争、探险等历史事件相结合。1943年,他出版了《浪漫主义与现代自我》一书,提出浪漫主义者并非多愁善感、避世的人,而是努力改善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他还把自由主义跟华兹华斯、歌德、柏辽兹和贝多芬作品中反映的浪漫主义联系在了一起。1950年他出版了《柏辽兹与浪漫主义的世纪》一书。后来他写道:“浪漫主义不只意味着冒险、努力、活跃,还意味着创造、多样和个人天才。”

巴赞认为浪漫主义的活力很可取,反对任何体系化、绝对化的东西,尤其是科学主义,他认为科学主义是现代性对浪漫主义不公平的报复。巴赞甚至认为科学对大学教育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他说虽然现代科学是人类心灵最了不起的成就,但哪怕一丝的机械科学主义都会带来有害的结果。他说,当代的政策制定者都以为帕斯卡所说的几何精神比直觉精神更有价值,几何精神处理的是数和量,直觉精神关心的是活生生的变动着的人类世界。

他在1964年出版的《科学:令人愉快的娱乐》中反讽地赞美科学“无所不在的能量”,他写道:“科学既是一种思维模式,又是历史上最疯狂的感情与信仰的源泉。”他把科学定义为“一套规则、工具、公理、观察和概念,它们能帮助人类操控物理世界,以把握其运行原理”。因此,它不具有人们以为的扩展人类的生活,创造一个安宁、富足的乌托邦的力量。他希望人们最终会意识到,刺激欲望和填充心灵的生活比科学、艺术、哲学乃至它们的总和都更广泛。

从黎明到衰落

巴赞一直认为表达应该清晰、直接,他写过一本文风手册叫《简单和直接》,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化的思想家。相反,他知道思考之难,知道思考会令思想家眩晕、怀疑,直到他想过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所以他才那么推崇明晰的表述。

《从黎明到衰落》的形式就很清晰。正文中没有引语和脚注,巴赞把引语放在了页侧,插入引语而不介绍其背景,以便缩小书的篇幅;把不同的引语并列在一起还能达到对比和强调的目的。书中用单引号指示某个话题在前面或后面被谈及的地方,方便读者深入了解某一个主题。书中还不时告知读者可以参阅的其他著作。

书中除了讨论个人主义、解放、抽象、世俗化、科学主义、原始主义等西方文化过去500年间反复出现的现象之外,还纠正了许多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巴赞不停地提出,真相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所以这本书既令人感到兴奋,也会令人感到恼火。他在序言中说:“我自20年代末期开始研究不同的时代和人物,在研究中,我发现了意外的新天地,得出了与一系列定论相左的结论。我对人们熟悉的观点做了重新评价。我不期望读者会彻底满意,谁也不愿意听到自己长期信奉的观点受到置疑,然而,如若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之所以存在的道理,我们对现代思想和道德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

巴赞在推翻一些定论时说,路德发起的新教改革“严格来说不是宗教革命,而是神学革命。基督教并未让位于另外一个宗教。革命所改变的是围绕着信仰所慢慢形成的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在讨论人文主义时,巴赞说:“人文主义的原意是更有人性的文字,这种文字不像中世纪的哲学文章那样抽象,而且文法优雅,用词简练。14世纪初意大利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家如薄伽丘对中世纪的文章深恶痛绝,这种否定的态度是不公平的。人文主义者从历史中汲取的东西比他们所认识到的要多得多。他们的态度是典型的创新者的态度。”他还为马基雅维里辩护,说人们批评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君王先得打天下然后才能做明主的观点,这些批评者没有注意到那个时代的形势:“意大利没有一脉合法的国王,无法产生传位的君主,缺乏合法性的君主不得不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到他的后代时才可以挑剔讲究。”巴赞倾向于对历史人物和现象做同情的理解而不是做道德判断,他更感兴趣的是对一些现象提出解释,他就事论事到显得有些冷酷、不人道。谈到女巫审判时,他说:“事实部分被误解了,女巫们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吊死的。”

由于巴赞放弃做道德评判,他的论述有时显得很反动。在写到法国维希政府总理皮埃尔·赖伐尔时,他说:“为了保持法国的完整,他跟德国占领军的首脑做斗争,使工人免于被送到德国的工厂,使犹太人免于被送到集中营。他也是一位抵抗主义者。1945年他作为叛徒被枪决,但他的记录更公正地把他列为在双重危险情况下的爱国者。”但总体上巴赞并不反动,他坚持认为,欧洲文化是杂交的结果,“统一性并不等于一致性,同一性跟变化是兼容的”。他对保守主义教条最大的挑战是坚持相对主义立场,他认为把一个公式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懒惰的。他知道目前相对主义的名声很差,“所有松懈、腐败或丑闻都被认为是相对主义者干的,跟自由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时,它的含义是狼狈为奸的不负责任”。

因为阐述西方文化的“衰落”,许多人都说巴赞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但他在序言中明确地说:“‘衰落’这个词指的只是减弱,它并不意味着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丧失了精力、才能或道德观念。正相反,现在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代,它失去的是可能性。现在的主要历史力量是厌倦和疲乏,激励着所有反对情绪的力量是回归原始主义的冲动。在每一个城镇、县郡或国家,政府为了公益事业准备做的大部分事情一经提出立即遭到抵制。一个项目无论多么合理,总有不止两个而是三到四个有组织或临时拼凑的团体提出同样合理的反对理由。结果是一种对现状的普遍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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