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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蒂特马斯

2012-10-30 15:25 作者:鲁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43期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对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原创者,身后之名是一种宿命。证明这一论点的例子很多,比如本雅明、卡夫卡、凡高、图灵……名单可以一直延长。但这个论点不能解释另外一些人在历史中如烟花般绚然绽放后消隐于黑暗底色中的存在。我们更习惯面对前一种宿命,或许是因为它更能佐证一种“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俗套——比起前人,后来者的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更高的技术、更大的物质财富。这让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上一代人埋没的天才,同时减少我们继续埋没天才的概率。 真的吗?

我不知道的蒂特马斯

面前,泛黄发脆的书页上,一张清瘦癯然的脸,眼神凌厉,似乎能看透人心,但笑容却是温暖的。

这张脸,属于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

第一次见到这张脸,听到这个名字,是在几个月前的社会政策讲座上。我喜欢的导师菲奥娜,一个优雅但却激情四射的澳大利亚社会学者,充满景慕与向往地提起这位英国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理论的奠基人。她用投影把照片打在屏幕上,调暗灯光,轻声背诵蒂特马斯的文字:

“在我的所有经历中,最突出的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西印度群岛土著,他25岁,得了肠癌。他预约接受放疗的时间和我一样,都是每天上午10点。有时候他先进放疗室,有时候我先进。决定谁要等着的原因十分简单,完全取决于伦敦变化莫测的交通状况——而不是种族、信仰、肤色或社会等级。”

菲奥娜提醒我们,写下这段文字的作者,三个月后,就会因为肺癌而去世。作为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简称LSE)的社会行政系主任,蒂特马斯几乎一手设计了英国“二战”后的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制度。但根据这一完全免费、面向所有人、不区分患者经济状况的医疗体制,当他生病的时候,必须和普通家庭妇女、伤残退伍军人和身无分文的外来移民(当时,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几乎处于英国社会最底层,受到各种歧视)一样排队等候,接受同样的医疗服务,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理查德· 蒂特马斯

那之后,我对蒂特马斯的了解逐渐增加。我知道他出身贫寒,14岁之后就没受过任何正式的学校教育。1926年,他的父亲——那种英格兰南部乡村最常见不过的勤勤恳恳但好像总是欠点儿运气的小农场主——去世,留下大笔债务。为了还债,蒂特马斯的母亲托关系把这个身体孱弱但学过几个月会计、能写会算的二儿子送到伦敦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在这个繁华与肮脏并存的大都市,蒂特马斯在同一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几年,兢兢业业,勤勉工作,加薪,升职,和无数怀揣伦敦梦的外来者一道,在通往中产阶级的路上奔跑。直到,他遇上凯瑟琳·米勒(Kathleen Miller),他未来的妻子,一名为伦敦失业者提供救济服务的社工。

在妻子的鼓励和指点下,蒂特马斯开始关注社会问题。白天继续在保险公司上班,到了晚上和周末,则将他对统计数字的敏感和对文字的热情结合起来,从事社会问题研究。1938年,蒂特马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贫困与人口》(Poverty and Population);4年后,又出版了与妻子合著的《父母的反抗》(Parents Revolt)。通过对英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蒂特马斯指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令生育和抚养子女成为家庭经济相当不划算的事。这一方面使得工业化国家的出生率总体上大幅度降低,一方面又令那些出身贫寒的家庭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由于营养不良、生长环境恶劣、无力负担教育、择偶范围狭窄,穷人的孩子更容易近亲繁殖,患身心疾病的风险更高,从而更易走向青少年犯罪或长期失业。如果国家不有所作为,则将面临人口与贫困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

一系列的出版物和研究结果逐渐为蒂特马斯在伦敦学术圈赢得声誉。他与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代表人物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托尼(Richard Tawney)在思想上越走越近,并于1950年被有费边社大本营之称的伦敦经济学院破格聘为社会行政系创系教授。从那时起,到他1973年因癌症去世,作为费边社的中期代表人物,蒂特马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政策及福利制度的著作,培养了众多在该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和社会工作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多次受聘加入或主持工党政府的各种公共福利政策专家委员会,对政府预算决策施加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几乎完全按照他和其他费边社成员的构想实行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制度。

作为少数有生之年即可看见自己的学术思想成为现实的学者,蒂特马斯,应该是幸福的。

经济学人VS社会学人

关于蒂特马斯的信息积累得越多,我就越感到羞愧。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他?显然,我早该知道这个人。他关注的问题正是这么多年来让我为之纠结彷徨、上下求索的问题。我看过许多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书,而蒂特马斯被公认为社会医学这一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我甚至引用过他的名言:“富人比穷人更容易保持健康体面,但这些不足以用来衡量个人道德与政治原则。虱子不是政治动物——它才不管谁是社会中坚谁是社会渣滓。”可他的名字却如此陌生——至少,相对于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而言。对于这个与蒂特马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同时代学者,我和许多人,都要熟悉得多。

1950年,43岁的蒂特马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走马上任,意气风发地传播他关于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理念之时,比他大8岁的哈耶克正黯然打点行装,远赴大西洋对岸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虽然1931年就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哈耶克在这所学院却一直不甚得意,甚至要靠给学生开辅导课赚钱。好在,人虽离开英国,影响却还余音未消。1955年,哈耶克的崇拜者、一位成功商人安东尼·费雪(Antony Fisher)出资在伦敦成立了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简称IEA),并聚集了一批奉行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者。

1946年6月8日,一名伦敦妇女带着孩子在斯特拉福特区的邮局领取家庭津贴

有趣的是,虽然此后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论战广为人知,但同为英国自由党(Liberal)一脉的两派,最多只能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作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代表的经济事务研究所,还在进行另外一场战争——与作为工党(Labour)智库的伦敦经济学院的敌我战争。蒂特马斯后期最重要的著作《赠与关系:从人的血液到社会政策》(The Gift Relationship: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便是论战中投向哈耶克阵营的一枚重磅炸弹。在这本书中,蒂特马斯骄傲地炫示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下的无偿献血制度相对于美国基于市场的有偿献血制度的种种优越之处。虽然他与哈耶克很有风度地极少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及对方,但对这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不难看出,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关于社会保障的章节里对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制度的尖锐批判,一一指向蒂特马斯,而蒂特马斯在许多文章中引用王尔德的名言“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但却不知道它们的价值”加以讽刺的“经济学家们”,就有哈耶克的身影。

我对经济学家向来有好感,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睡不着的晚上,拿起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翻翻,看着那些图表公式,知道有一群充满理性智慧的人在帮助众生计算通往美丽新世界的捷径,好像就对混乱的现状和渺茫的未来多了点把握。我也喜欢哈耶克,虽然年龄渐长,对他的偏激有所保留,但当年初读《通往奴役之路》时的热血澎湃,仍记忆犹新。自由是多么美好,极权是多么恐怖,能力应该在市场上得到奖赏,公平竞争值得歌颂。不是吗?

正因如此,当我经过最初茫然无知的仰慕阶段,细看坚定地站在“经济学家”对面的蒂特马斯,审视他的继承者及其反对者所总结出的蒂特马斯范式(Titmuss Paradigm)时,一股抵触之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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