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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得很!(2)

2012-10-30 15:04 作者:李晶晶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43期
物不在大,而在于有意;品不在价,而在于有趣。“忆梅庵”长物,或大或小,或重或轻,全在会心者,乃可得其意也。

宋皓说:“罗太太回忆,她少年时期曾有一段时间住在五叔祖刘世珩家,就在上海的戈登路,她印象很清楚。有一次去看电影《蝴蝶梦》,演到女主人公吕蓓卡跟她先生一进到庄园大门往里走的时候,罗太太跟罗先生说:‘我们小的时候五爷爷家就是这个样子。’”可想其气派程度。拓晓堂与宋皓每次去到美国拜会罗太太时,92岁高龄的罗太太总会盛装出现,得体的长袍,描绘精细的妆容,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首饰佩戴齐全,完全保持着老派风范。

宋皓是女生,她的感受更为细致:“与罗太太相比,我们行动比她快,声音比她响,言语更为伶俐。我们常会不自觉地赞叹她说:‘罗太太您太厉害了。’她特别不能理解,‘厉害’不是说一个人很凶吗?怎么形容一个人好,也能用这个词。罗太太会说‘这个东西实在是妙得很’。我们会用很夸张、很豪放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可是罗太太一定是内敛、低调的。她的节奏、心态,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言谈举止都太粗糙了。她的优雅是已经融在骨子里,改不掉了。所以她常会提醒我:‘姑娘家,不可这么大声说话。’但时间长了,发现我们也改不掉,慢慢也就习惯了。”

黄苗子与罗太太的父亲相识,她的父亲曾是《申报》有名的记者。1940年的一日,罗太太去“中央社”找黄苗子,想了解一下父亲的事情,于是和罗寄梅碰了个正着。罗太太是否一眼相中罗寄梅不能确定,但罗寄梅肯定对罗太太是一见钟情。见第一面时,便提出给她拍照留念。没几日,罗寄梅借送照片之名,再次约刘先见面。深受家庭熏陶的刘先爱好艺术,和罗寄梅有着共同的情趣和爱好,于是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了一起。

 

刘先1943年摄于敦煌莫高窟

罗寄梅夫妇到达莫高窟后就住在张大千先生和眷属、门生曾居住过的雷音寺里,旧称上寺。据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苏莹辉回忆,1943年的秋天,当他抵达莫高窟参观时,看到爰翁旧居的壁间戏墨犹存,曾向罗氏伉俪打趣说:“你们的眼福真不浅,面对莫高窟成千上万的壁画、彩塑之外,还能寝(卧原有的土坑)馈(用张府设计的厨房)于大风堂的壁画真迹之下,真所谓福人福地,三生幸事。”于是三人彼此相顾大笑。“雷音寺”也成为罗氏夫妇继“忆梅庵”之外的另一个堂号并沿用至今。

20世纪40年代的摄影器材,按现在的标准是比较落后的,在大漠中,既没有灯光照明设备,又无特殊的胶片。莫高窟和榆林窟的窟门都是朝东的,每天早晨,阳光照射到洞窟的正面,而洞窟的后壁终日见不到阳光,特别是有些洞窟的中央有塔柱,正好把阳光挡住,使周围的壁画很不容易看清。当时张大千和弟子如果要临摹洞窟内部或者后壁的壁画时,就只能点着蜡烛画画。

张大千的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就是在榆林窟内带着弟子临摹壁画的工作照,这张照片就是出自罗寄梅夫妇之手。这张照片从曝光的时间和亮度来说都掌握得很好。罗寄梅夫妇利用拍摄经常使用的反光板,将阳光折射到洞窟内,才拍摄到了这幅效果上佳的大千先生在洞窟内临摹壁画时的照片。张大千看到这个好办法时,不由得大叫起来:“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办法,早知有此,也不至于将安西城内的蜡烛全都买光了。”此后,张大千和弟子也学用此方法,反光照明,解放了双手,临摹壁画不仅加快了速度,也提高了临摹的质量。

这段经历令大千先生和“忆梅庵”主人夫妇成为终生最密切的挚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大千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可以居”、“环碧庵”,罗寄梅夫妇多次赴加州探望,为这一时期大千先生的生活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摄影照片;而大千先生不仅将一些私密的事物交与罗寄梅夫妇办理,留下了许多往来信函,也将许多“可以居”、“环碧庵”案头文玩送给“忆梅庵”主人夫妇留作纪念。这是几十年的相知相交的积累,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情谊所在。

1945年张大千70大寿的时候,特在日本“高诚堂”和“玉川堂”定做了牛耳毫木制笔及牛耳毫竹制笔,木制笔管上书绿色字“艺坛主盟”,红色字“己酉四月高诚堂特选牛耳毫特制恭介大千居士七十大庆”;竹制笔管上书蓝色字“艺坛主盟”,红色字“大千居士七十大庆”,绿色字“己酉四月玉川堂特选牛耳毫特制恭介”。这是张大千旅居巴西期间,特地托了人情,重金收购了一磅牛耳朵里取出的绒毛,这一磅牛毛需从20万头牛耳中取得。张大千将牛耳绒毛带到日本的“玉川堂”和“高诚堂”两家笔庄,制成50支毛笔,加工费就花了700美元。

罗寄梅摄甘肃榆林窟外景(1943年)。图中左侧桥上站立者为张大千

牛毫笔制成后吸水饱满而有筋骨,宜于写字,画则写意最佳。大千先生兴奋地将牛耳绒笔命名为“艺坛主盟”:“既然用的是牛耳毛,用此笔如同执牛耳。”他还专门赋诗一首:“雄狮百胜恣横行,执耳升坛众与盟,所向从来无劲敌,敢从纸上笑书生。”牛耳毫笔是张大千最为中意的毛笔,他曾将“艺坛主盟”牛毫笔赠送给毕加索、谢稚柳、“儒将”黄达云等人,这都是张大千所看重之人。大千先生去世之后,张氏后人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千遗赠中,四支大风堂选毫中就有“艺坛主盟”牛耳毫笔。赠予罗寄梅夫妇的达四支之多,足见两家情意深厚。

在敦煌的岁月,从拍摄到胶片的冲洗、照片的印制,都是罗寄梅夫妇亲手操作。白天在洞窟内拍摄,晚上就在自己布置的暗房里冲洗底片。在敦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拍摄的范围涵盖了差不多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对于一些重要的洞窟,不仅拍摄了全窟壁画的主要内容,还拍摄了很多壁画局部照片,如单个的菩萨、天王及供养人像,以及飞天、金刚力士等。

1944年6月中旬,罗寄梅夫妇完成了历时一年多的石窟拍摄工作,离开敦煌返回重庆。(日本投降仪式报道)不久,由于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迁往南京,罗氏夫妇也迁到了南京。但时局并不稳定,没有多久,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就开始迁往台湾。罗氏夫妇也不得不离开南京,移居台湾。

1952年,罗寄梅夫妇在台北的中山北路开办了一家外文书店,主要由罗太太打理,经营原版的艺术、文史类英文图书。因为敦煌那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他们将书店取名为“敦煌书局”,并以英文Caves为名。1953年罗寄梅离开“中央通讯社”,到“中国文化大学”任教,所讲述的依然是敦煌壁画。在文化大学期间,罗寄梅夫妇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开始了敦煌壁画的复制工作。1956年4月,张大千在东京举办敦煌临摹作品展。为了此次画展,张大千特地给二弟张目寒写信,请目寒代向罗寄梅商借一批他拍摄的敦煌壁画照片,以作为现场展品的参考对照。

美国岁月

1964年美国纽约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是“从理解走向和平”。拓晓堂说:“叶公超知道罗寄梅夫妇在台北组织一帮朋友一直临摹敦煌壁画。他们把底片做成幻灯片打在墙上,然后完全按照原样临摹。他们自己也做,但主要还是请来的朋友绘画,因为这个风格调子要他们定,其他人没有去过敦煌。”宋皓补充道:你会看到张大千和他们所绘的同样一个场景,色彩完全不一样,张大千的颜色很艳,罗寄梅夫妇的是真实还原,甚至把残片、破损的部分完全按原样还原。这是他们的一个临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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