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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得很!

2012-10-30 15:04 作者:李晶晶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43期
物不在大,而在于有意;品不在价,而在于有趣。“忆梅庵”长物,或大或小,或重或轻,全在会心者,乃可得其意也。

稽古敦煌

我去采访的这天是10月10日,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提醒我,今天是“双十节”。69年前(1943年)的这天,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夫妇与朋友们在敦煌莫高窟举办双十节茶会,同时也为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及久未见面的朋友吴作人接风。“中央通讯社”记者顾延鹏、王道士的徒孙、易喇嘛(他曾经见过斯坦因和伯希和)、兰州培黎学校的路易·艾黎等人参加了茶会。一张黑白照片记录下了这个时刻。

罗寄梅,湖南长沙人,我国早期著名摄影家。1902年出生,1926年参加北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1930年7月,罗寄梅与王平陵、左恭、钟天心、缪崇群、傅述文、程方、聂绀弩等40余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文艺社,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文艺社团,成员众多。因此机缘,罗寄梅与张大千、张善子、徐悲鸿、齐白石、蒋碧薇、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黄苗子、郁潘玉良、叶浅予、郑振铎等众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都维系着极好的友谊,几十年后依然书信往来不断。

1938年5月,“中央通讯社”摄影部在武汉成立,应社长萧同兹先生的邀请,罗寄梅任摄影部主任。年底,罗寄梅随“中央通讯社”摄影部搬迁至重庆。是年10月,张善子与张大千在重庆相会,兄弟二人随即合作了百余幅作品在重庆做抗日流动展览,以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作为好友的罗寄梅鼎力相助,广为宣传。在这个时候,张大千有了去敦煌的想法,神秘遥远的大漠石窟也深深吸引了作为摄影家的罗寄梅,从此,他便开始做着西行拍摄的准备。

罗寄梅夫人刘先与大千先生摄于加州“可以居”

1941年6月,张大千率弟子徒众一行十余人先期到达敦煌临摹壁画,至1943年6月中旬离开,历时达两年之久。1943年4月,罗寄梅偕夫人刘先追随张大千来到敦煌。罗寄梅夫妇到敦煌的主要目的是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拍摄,他们根据张大千对石窟的编号,有计划地拍摄了莫高窟的309个洞窟,榆林窟的29个洞窟。还有不少照片反映了洞窟外景和周边环境,以及当时敦煌县城的人物风情和月牙泉风光,是至今留存最为完整的敦煌照片资料。目前所见的所有张大千在榆林窟时期的照片,均为罗寄梅拍摄。

中国嘉德邮品钱币部高级业务经理宋皓感言,今天去敦煌,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何况是在40年代初,重庆至敦煌路途遥远,道路坎坷,其中艰难自是可想而知,在那种条件下一待两三年,实为不容易。正因为如此,一群好友纷纷为罗寄梅夫妇践行,并提笔创作。

1942年10月,傅抱石在重庆夫子池励志社举办“壬午画展”。此时罗寄梅即将远赴敦煌进行拍摄,为了纪念旧友重逢,傅抱石以敬亭双塔为题,创作《敬亭秋》,题取李白“此处别离同落叶,朝朝分散敬亭秋”的意境以纪念友人即将分别之情。

1935年5月,傅抱石在日本东京银座松坂屋举办“傅抱石书画篆刻个展”,轰动日本艺术界。9月,经徐悲鸿先生的邀请推荐,傅抱石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教,兼艺术科讲师。在南京期间,罗寄梅和傅抱石互为仰慕,多有往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8月15日中央大学内迁,傅抱石奉命移居安徽宣城,遇到了此时同在宣城的罗寄梅,于是二人相偕考察石涛遗迹,徒步探访双塔、敬亭、虹桥诸迹,并由罗寄梅拍摄照片,为傅抱石的《石涛上人年谱》一书收集“自然实相”资料。《石涛上人年谱》一书完成于1941年5月,这本傅抱石最为重要的著作因为罗寄梅的协助而得以完成。罗寄梅与傅抱石自此次宣城一别之后,于中华民国国庆节——10月10日这一天,再次相会于“壬午画展”上。老友相见感慨良多。

1943年的4月2日,罗寄梅夫妇即将西行的前夕,他们再次和一班艺术家好友聚会于金刚坡司徒乔的画室“双羽轩”,除罗寄梅夫妇外,还有傅抱石、李可染、高龙生、张文元,以及司徒乔和他的妻子冯伊梅。在座的艺术家们专门合作了一幅《爱梅如痴》——梅妻鹤子的北宋隐士林和靖,含蓄地表达了众人对于罗寄梅的敬重之意。傅抱石书写题记:“民国三十二年四月二日,集重庆西郊金刚坡麓双羽轩,主人司徒乔为娱寄梅贤夫妇来游,乃有合作雅事,此第二帧也。写和靖者蓬莱高龙生,写鹤者太仓张文元,写梅花者新喻傅抱石,彭城李可染,而女主人冯伊梅亦作横枝,傍乔兄坡石。迨晚灯下属抱石题之。”

罗寄梅夫妇与张大千(摄于美国加州)

此外,傅抱石特意相赠一方微雕印章,这是专门为罗夫人刘先女士(又名刘芳)刻制的。在此方长不及一寸、边长仅为毫米的“寄罗夫人将伴西行,抱石赠别之作”上,傅抱石刊刻了一首200多字的“百花诗”。据罗夫人回忆,傅抱石先生说自己刻这方印章时是不用肉眼的,完全凭感觉一气呵成。傅抱石细字长跋的篆刻作品极受学界赞誉,被认为几乎不可能用肉眼刊刻。

拓晓堂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方印时,就惊呆了。‘寄罗夫人将伴西行’那行字还勉强能看清楚,结果把这个面翻过来一看,上面似刻有字,但完全看不清楚。我在放大镜底下一看,是在石头上进行微雕,还是连笔字,当时特别惊讶。我们见到过所谓微雕,一般都是在象牙上进行雕刻,它相对要软一些。石头很硬,是会崩的,所以难度可想而知。”罗太太很是珍爱这方小印,从傅抱石相赠之时,便一直作为私印,随身携带,至今仍在使用。

罗寄梅夫妇带着众多好友的祝福,于1943年4月踏上了西行远赴敦煌拍摄的征途。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生便与敦煌结下了一世的缘分,直至终老。在榆林,罗寄梅一行和张大千、谢稚柳汇合,此时的张大千已经在准备东归了。罗氏夫妇一行便在榆林石窟开始了拍摄工作。罗寄梅夫妇在榆林工作了近一个月后,于5月中旬离开榆林前往莫高窟。

情意绵绵

敦煌之行的拍摄工作虽然艰辛,却不乏甜蜜的时光。忙碌之余罗寄梅总不忘给刘先拍照以作留念。有一张照片令我印象深刻,大漠之中,刘先包裹着头巾,身着大衣,立于一棵斜身枯树旁边,身后站着一只高大的骆驼。眺望远方,眼神中充满着希望。罗寄梅为刘先拍摄照片,选取的是他眼中最美的角度,浓情爱意,尽在这些影像之中。

说起罗寄梅与刘先的姻缘,不得不提黄苗子,他可是在无意之中做了媒人。1940年底,黄苗子从香港来到了重庆,在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任干事。初到重庆的第一年,黄苗子一直借住在重庆中二路罗寄梅的家里。在黄苗子的自传中,重庆借宿罗宅的一年是可堪回味的美好时光。晚上一杯清茶从屈原、杜甫谈到但丁、托尔斯泰,艰苦的抗战山城得遇知音令两人都终身难忘。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因为黄苗子的缘故,罗寄梅得以认识了日后的罗夫人——刘先。罗夫人为安徽贵池刘氏后人。其先祖刘瑞芬追随李鸿章,总理淮军的水陆军械制造,并由此起家,累官至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出使过英国、俄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员。刘氏一族庋藏甚富,家有“玉海堂”藏书刻书,声名在外。刘瑞芬的五子,刘先的五叔祖刘世珩,是清末民国著名的文学家、大收藏家,因收藏两部宋刊《玉海》和南唐乐器大、小忽雷而被时人称颂为“前后双玉海,大小两忽雷”。罗夫人母系为嘉兴沈氏,其母为沈曾植的弟弟沈曾樾之女,长期寄养在沈曾植家中。沈曾植为清末大儒,王国维称赞他的成就足可比肩顾炎武,是“学术所寄”、“邦家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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