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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与东京:犬牙交错的经济利益

2012-10-29 12:08 作者:陈晓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43期
当我们在大连谈论与日本的经济战争或者经济合作时,不仅是在说一个口号,一种情绪或一个严肃的战略,而更多是在谈论这个城市中万千普通人的生活。

《世界是平的》

2004年,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为探索全球合作的“平坦的世界”,一路向东来到中国,大连是他记录全球化之旅的中国城市。他后来在书中如此描述大连:“这里是中国现代化城市的缩影。它拥有大量精通日语的人才,网络宽带十分普及,有许多公园和一个世界一流的高尔夫球场,这些都令其成为日本企业青睐的外包市场。日本企业在本国雇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在大连除了可以雇3个软件工程师之外,还可以再雇用一屋子呼叫中心的接线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大约2800家日本公司选址在大连。”

不管是历史还是经济上,大连都与日本颇有渊源。它是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距离东京只有两小时航程。托马斯·弗里德曼后来在描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书籍《世界是平的》中,把全球化时代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肇始于哥伦布远航开启新旧世界间的贸易,将其称为全球化的1.0时代。这个阶段讲述的是国家和实力的故事,全球化进程取决于一国的实力以及其应用形式,一国有多少马力、风力以及后来的蒸汽动力。国家和政府利用暴力推倒壁垒,强行打开世界各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这段历史在大连的映照并不美好。日本人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占领了大连湾后攻克旅顺港,屠杀了大约2万中国人。在中国的民间论坛上,这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给近代中国的第一刀。

如今,大连的城市外貌中已经看不到全球化1.0时代的血泪记忆,但日据时代的历史还留存在城市的很多细节里。上世纪90年代,在大连境内的火车与南方颇有差异,列车到站后车厢会经过完整的清洁,新的旅客上车时一点脏东西都没有。据说这是日据时代的习俗遗留。至今中山区的南山街上还有一大片日式风格的独栋楼房,成为城市吸引游客的日本风情一条街。其中一部分成为经营餐饮娱乐的高级会所,一部分则被一个名为新型企业集团的公司开发成城市中心的别墅区。

日据时代的历史还给城市留下了更重要的隐性记忆。当光纤、互联网等通讯技术的改进越来越推平信息传递的障碍时,语言还是高耸的巴别塔,阻挡着人类的合作。但大连是一个更可能在全球化中超越语言巴别塔的城市。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大连有自己外包的中国呼叫中心和服务供应商。他认为,大连对于日本,就像印度的班加罗尔对于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一样重要。这里已经成为日本外包业务的中心,因为“在大连招募员工很容易,大连附近大约1/3的人在高中时就学习日语,因此很多日本公司都愿意来这里”。

因为语言优势而形成日本企业的群聚效应,在大连软件园内最具代表性。这里是大连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部分,软件园的总裁高炜曾经说过:“软件园做过一个测算,1万平方米土地资源,大概在产业楼中,或者标准厂房中聚集了1000名软件工程师,基本上每年产生的销售收入有3个亿税收,这是传统工业、制造业的5倍以上。在能耗方面,同样的资源,在软件园旁边有一家还不是传统的工业,而是现代的数字机床厂,耗电量是我们的5倍。所以这么样测算下来,12年来大连软件园所产生对社会的贡献大概在30亿美元,节省了碳排放大概在19亿度电,这个可以供100万人左右城市的一年的用电,如果换成煤可以排列成1.1万多节火车,形象地说就是从大连排到鞍山。”在这个软件园中,约有80%的人是在为日本企业的项目服务。

2011年3月29日上午,“盛池号”油轮载着2万吨燃油离开大连石化港驶往日本

城市中有无数人的经济生活与日本发生着关联,甚至直接以个体身份参与对日的经济合作。大前研一的公司和大连当地7万多个家庭妇女签订了数据录入的用工合同。她们有的熟悉医学,有的熟悉法律,可以在家中通过电脑和网络,完成这些基础的外包工作。因此,当我们在大连谈论与日本的经济战争或者经济合作时,不仅是在说一个口号,一种情绪或者一个严肃的战略,而更多是在谈论这个城市中万千普通人的生活。

抵制者

王易明一家可以算是这个城市中普通人家和日本有密切经济联系的代表。他曾在一家著名的日本大企业任职,现在还有一家和日本人合股的公司。王易明自认是一名知日派,更是一名坚定的抵制日货的提倡者。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家里的电视是厦华,两部手机一部是iPhone,一部是产自台湾地区的HTC。他不戴日本手表,不吃康师傅方便面,用联想的计算机。他的儿子也是抵制日货的践行者,据说“是受到那条著名的抵制日货的短信影响,‘每买一百元日货就会给日本政府送去5元钱,让日自卫队多造10颗子弹,多印8页反华教材……’”这个17岁的青年和他的父亲一样,坚持不使用日本品牌的东西,“他的女朋友给他写信用无印良品的纸都不行”。

王易明的祖辈来自山东。日本侵略军的旅顺大屠杀后,城市建设需要大量新的人力,因此大量关内移民进入大连。但王易明的童年是在中日友好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他回忆对日本最深刻的印象来自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纪录片《邓小平访日见闻》等。“我看到东京的高楼大厦,还有新干线,我对日本的印象很好,觉得这是现代化的干净美丽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是中日经济合作的开端。日本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贷款给中国,这些资金帮助中国建起来了最早的14条彩电生产线、浦东机场,以及之后的高铁等具备现代化标识的项目。中国大陆也掀起了文化上的日本热。王易明从初中开始学习日语。日本电视台NHK赠送给中国大量的《初级外语》,在大连外文书店4毛钱一本,成为他和同学们学习日语的必备教材。日据时代遗留下的大量日语人才,则成为他们的老师。王易明至今自豪于他们当年接受的是发音最纯正的日语教育:“我们日语老师大多是日据时代的大学毕业生。”

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的2.0时代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这一阶段,推动全球一体化的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到国外去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市场和劳动力。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进程取决于硬件的突破——铁路和蒸汽机带来了运输成本下降,电话、电报、电脑、卫星、光纤电缆和初期互联网则带来了通信成本的下降。这些技术的进步共同推进了全球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套利。”

但在国外大公司主导下,共享资本、技术的过程并不是温情脉脉的。王易明所服务的日本名企并不在大连设立工厂,只是在当地寻找生产厂家和产品市场。王易明就在这两个利润相差极大的环节,为公司寻找合作方。他说这段经历让他看清了“所谓国际产业合作的本质。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产业优势采购次发达地区的资源,包括次发达地区的智力、体力和自然资源、环境资源,最大程度压低成本完成生产过程,再利用它的品牌资源、管理优势和信息不对等的条件用高价推销其产品和服务,再次攫取次发达国家的资金和资源的过程”。

王易明在这家日企工作多年,他自认比更多人了解日本与中国之间经济联系的秘密——全球化的温情外表下是资本的弱肉强食。如果说我们从全球化中获得了技术、管理经验、培训产业工人的市场,这些帮助了中国的产业崛起,但日本的跨国企业通过转移定价、品牌溢价等方式拿走的利益更多。“我太太曾经在一家生产民用产品的著名日企做财务工作,我知道他们的成本。一支体温计,成本差不多只有10元,但贴上他们的品牌后,可以卖到120元到160元。”王易明说。钓鱼岛事件爆发后,是否应该抵制日货成为民间议事的主要话题时,“有一个主流媒体的副主编发微博说中国的发展很多得益于日本的日元贷款。我是研究过援助贷款的,日元贷款仅仅相当于日本的出口信贷,限定必须购买日本的产品和服务,这些项目虽然经过形式化的招标过程,但是在投标时几家大型日企之间早已达成默契,内部进行了协调,我们迫于自己产业的弱势,根本不能取得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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