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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莫言(二)

2012-10-26 15:19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现在回头看,他后来的创作因素,在他80年代前期的创作中其实都已经萌芽,比如对丑陋的展示与深刻的嘲讽,用展示残酷的方式来尖锐揭示残酷的人性,再比如在天马行空般的倒错中无边的悲伤。只不过90年代以后,他把原有这些因素都重新发酵、放大了,组装成一部部鸿篇巨制。

《红高粱》

任何人大约都是分裂的。农村长大的莫言在城市里会感觉缺少安全感,即使他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仍以一种不信任的敌意警惕着城市。但农村又是他当时努力挣脱之地,他也难再回到他不愿再回去的生活环境,于是他就会既厌恶城市生活,又讨厌农村生活。但农村他无法遗弃,因为有家;城市他也无法逃离,因为也有家。这样要谦和地应对分裂的生存,也许才是那种最刻骨的无奈。莫言的表面,嘴角下垂,眼睛眯起,自然就是温和的笑模样。他好像是在鸿沟与鸿沟间,只能小心翼翼与所有不同类型的人相处。不能回绝任何人,似乎也不能有什么脾气,反抗所有的现实。而他骨子里却又是极有清高,极有自尊与不屑的,它们只能被潜藏、掩埋着,表面行为与心理行为分离。他的内心有一种强大的承受力,写到小说中,才有一种强大的畸形。

莫言在当时,与马原走的就是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不喜欢那种轻薄的叙述的游戏,由此他写短篇,常常是应付一般性约稿的需要,内心深处则一直在追求长度与密度,喜欢所谓的“大沟壑、大抱负、大苦闷、大气象”。《红高粱》就是这种宏大情结的产物。

《红高粱》拍摄期间的莫言和张艺谋

他写《红高粱家族》的设想,背景是韩少功当年提出的“寻根”的口号。韩少功提出“寻根”后,很快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归去来》,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爸爸爸》。贾平凹随后迅速以他的商州系列呼应。当时郑万隆在北京写他的老家关东,李杭育在杭州写葛川江系列,莫言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从意象转换到对传奇的兴趣。当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郡”也是实际的启发,他要塑造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神话。这个系列先以《红高粱》为开头的构思,是《爆炸》发表后他与我谈起的,他说,高密家乡有太多精彩的土匪传奇,高粱地为土匪出没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他一开始真没有说到那场伏击,也没说到罗汉的活生生被剥皮。我说,那么,这个第一篇写完了一定要先给我,这也算事先就向他订了货。

有关《红高粱》的发表本身也还有点传奇。当初各大编辑部之间开始抢稿,但还没有高价优先的恶性竞争。莫言准备动笔后,过些天我就去军艺看看,问问写作进程,但也不敢多催。过些日子再去,问他写完没有,他说,刚写完,但刚被《十月》的章仲锷拿走。我一下子就急了,我问他,我们事先已经说好的,怎么能写完了就给了他呢?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他说想看看我的稿子,坐在那儿看完了就一定要拿走。他那么好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当时年轻气盛,我就对莫言说:那你就给章仲锷打电话,帮我把稿子要回来,你的态度必须明确。然后就打电话给章仲锷,我说:老章,你是前辈了,这稿子是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你怎么能不讲道德就把稿件拿走了呢?如果文学界都这样,那还有信义吗?你马上把稿子给我退回来。章仲锷是《十月》的创始人之一,一个优秀的前辈,现在想想,当初的我真有一种狂妄的不顾一切。也亏得章先生雅量,当初他在电话里并没有分辩,过了两天,我就收到了他寄回的稿子。现在,章先生已经作古了,再回想这一幕,我的眼前浮现的都是后来相遇,章先生嘴角那种宽厚的笑。

《红高粱》由此发表在1986年开春的《人民文学》上,这个中篇给莫言的创作带来的推动,我以为是在传奇背后那种对强力的强调,以及与它相应的洒脱与浪漫,这也是张艺谋看中它而把它改编成电影,通过电影把莫言符号传播向全世界的原因。

张艺谋当初是在帮吴天明拍《老井》,并在其中演主角,他是通过影协的罗雪莹联系的我,因为莫言自己不愿意改剧本,就请了影协研究室的陈剑雨与我合作。他是我在《人民文学》的同事向前的丈夫,他们的女儿,就是现在的鼎鼎大名的雕塑家向京。我还记得第一次谈剧本,张艺谋从《老井》外景地赶来,到我家,盘腿坐在沙发上,人精瘦,两眼放光的样子。他太喜欢小说中余占鳌分开密集的高粱,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四面八方都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这样的描述了。《红高粱》的改编,其实是在我当时只有2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在深夜的灯光下聊起来的。张艺谋是个太易激动的人,聊到兴奋处常常忘乎所以,眉飞色舞。当时聊得最激动的是有关高粱的诗意表达,张艺谋说,打仗的戏必须简化,因为当时八一厂那些烟火师绝对拍不出壮观的战争场景,技术要求达不到,所以只能从高粱地里找感觉。他找了一部日本电影,在我家录像机上一起看其中芦苇在光影中舞动的各种感觉。记得他说,一定要有大片大片漫山遍野的高粱,罗汉大叔死后,要让日本骑兵拉着辘轳,把高粱全部碾成绿泥,然后,大雨倾盆,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些被碾倒的残缺的高粱红了,然后是那首歌:“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但是,他后来到高密、东北、内蒙古去找外景地,走了一圈回来说,真是到处都找不到莫言小说中那种高粱的感觉,哪里还有那样大片大片、又高又密的高粱呢?不用说,大场景于是被否定了,仔细想,日本兵碾高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后来,据说他只是专门去高密种了几十亩的高粱,只要局部的感觉。这部电影的投资,据说只有80万元。

《红高粱》的剧本,我写的是初稿,写完后交给陈剑雨,由他根据电影的要求修饰为二稿。我还清晰记得给陈剑雨送稿的那一天是雪后,白天下完雪融化,到晚上路上都是冰,天很冷。我从白家庄骑车到和平里,自行车不断在冰缝里滑来滑去,随时都可能摔倒,却最终又不倒,那都是什么样的岁月啊。现在,陈剑雨也已经过世两年了,他的肝一直不好,后来得的是肝癌。

我们弄完剧本后交给张艺谋,等他的分镜头剧本出来,刚开始片名叫《九九青杀口》,将颠轿、野合、最后杀鬼子都纽结到这里,突出传奇背后的神秘性。等后来再到影协看到样片,片名回到了《红高粱》,放大了传奇中那种洒脱的精神面貌,把颠轿、野合拍得那么豪放而有诗意,且整体节奏是那么漂亮。那时的张艺谋真是激情四射,才华横溢,提升了莫言小说中的精神强度。电影《红高粱》应该是把莫言引向西方的一座坚实的桥梁吧。

《欢乐》

在《红高粱》之后,莫言给我的第三个中篇就是《欢乐》,那时,王蒙已经在选择了刘心武当主编后,自己当文化部长去了。刘心武上任后决心在王蒙奠定的引导文学主潮的基础上,再提上一个台阶,于是就指示我一定要准备一批风格更多样化,“更能显示活力”的作品。莫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给了我《欢乐》。

我是真心觉得,徐怀中在莫言的文学道路上扮演了太重要的角色。莫言是他一手扶植的,1986年莫言从军艺毕业后,他从军艺文学系主任后来一直升任到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部长,无疑就成为莫言背后一棵庇护的大树。莫言当时之创作,现在看,真是太没有禁忌了,没有禁忌,才能松弛到如入无人之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才可能诞生奇花异草。说实在,没有这棵大树,就不会有莫言不需恐惧禁区,有禁忌在头顶悬着,哪里还会有放肆地越写越自信的宽广的文学道路呢。

《欢乐》在那时候的出现,现在看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洋洋洒洒7万字的中篇小说改为第二人称叙述,“你”就是那个脆弱的、在农村无有出路的少年,这回是个已经二十出头的、在贫困家庭咒骂声中没有自尊的、连续几年的落考生,是一个农村孩子想要挣脱那种环境而无助的悲凉。这其实就是当年真实的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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