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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莫言(一)

2012-10-26 15:01 作者:朱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42期
他好像是在鸿沟与鸿沟间,只能小心翼翼与所有不同类型的人相处。不能回绝任何人,似乎也不能有什么脾气,反抗不了所有的现实。而他骨子里却又是极有清高,极有自尊与不屑的,它们只能被潜藏、掩埋着,表面行为与心理行为分离。他的内心有一种强大的承受力,写到小说中,才有一种强大的畸形。

《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1985年成名,他的成名作是《透明的红萝卜》,它以醒目位置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的《中国作家》上。

严格说,这个小说是被一种强力逼迫的结果。它的诞生前提是,济南军区当时的著名作家李存葆在《高山下的花环》之后,又在《昆仑》杂志发表了一部新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当时要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一个座谈会。在会上一片赞扬声中,独莫言唱了反调。他俏皮地说,在这部介于纪实与中篇小说的作品中,闻到了“一种连队小报油墨的芳香”。这当然就引来了众多的反驳声,李存葆当时是军艺文学系35名学员中最有成就的代表,莫言算什么呢?他当时只在地区级刊物上发表过名不见经传的小说。本来宽厚的李存葆据说当时脸上都挂不住了,他自嘲说:“看来,我还真要从ABC开始学起了。”

这个场景是我的老友、东海舰队的崔京生告诉我的,他与莫言当时住同一个宿舍。他说,“坟茔”要开研讨会,而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其实是前一天晚上他与莫言一起讨论的结果,只因为那天瑞典电影展要放伯格曼的两部片子,他舍不得放弃看电影去了,不然,“开炮的可能就是我”。崔京生说,《透明的红萝卜》其实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因为“那时候莫言什么都没有”,他要以一部作品来争一种东西。这小说,“他也就写了一周”。

出席《收获》创刊45周年纪念活动的作家:(前排左至右)莫言、王鸿生、陈村、马原、赵长天

命运总是离不开机遇的,比如莫言遇到了徐怀中。那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办的第一届文学系,毕业后能拿到本科文凭,由徐怀中任主任。徐怀中曾在昆明军区工作,在军队作家中有威望,是一个文学修养极高的长者。他在50年代写过《我们播种爱情》,80年代的《西线轶事》又影响深远。当时文学系一共只有35个名额,从各大军区优秀创作人才中精选。莫言本是候补对象,就因为徐怀中从他提交的两篇小说中看到了潜力,才以他顶替了原定的学员,破格录取。而《透明的红萝卜》写成后,也因为徐怀中的深爱,才亲自将它推荐给了时任《中国作家》主编的冯牧。冯牧在“二野”时就是徐怀中的上级,50年代在昆明军区任文化部长时,曾培养了包括白桦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作家,这些人很多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也就是说,因为徐怀中,没有任何背景、本来无声无息的莫言才意外迈进了全军最高艺术学府;再因为徐怀中与冯牧,《透明的红萝卜》这样的小说,才能在当时得以顺利发表,并迅速获得一批有识之士的吹捧。而在此之前,军旅文学本是以《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这样的作品为基石的。莫言的出现,具有强烈的颠覆性。《透明的红萝卜》中隐含的那种冷酷,在当时的军队创作中,如果不是徐怀中力挺,是根本无法被弘扬的。莫言也因此一直尊称他为“恩师”。

《透明的红萝卜》的责任编辑是萧立军,高个儿,东北人,一个常常弯腰将自行车骑到飞快,说话办事都风风火火的同行。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中篇小说其实就源于莫言儿时随石匠打石头、铁匠打铁、偷萝卜、被侮辱的悲凉烙印。它当时在文坛形成的轰动效应,是来自它太强烈的表意能力:那个长长脖子上挑着一个大脑袋,从开头到结尾都不说句话,全身都像煤块一样泛出黑亮光泽的黑娃;以及被铁匠房的炉火映成青蓝色的铁砧上,被火光舔熟的那个金色的萝卜。那萝卜飞出去,就会划出一道漂亮的金色的弧线。在那个前卫作家刚开始意识到意象对于艺术之作用的年代里,它真构成了一种炫目甚至令人震惊的效果。在1985年,还没人能用文字,写出这样一种油画般的感觉。

这个小说实际以五个人物为结构:黑娃是沉默的,他与嘴上有“金黄色茸毛”的菊子构成了微妙的关系,是莫言小说中其实真正有价值的、病态的性所在。菊子因此牵连着都爱恋她,为她决斗的卑微的小石匠与小铁匠;而黑娃能依靠的,则是那个也不言语的老铁匠。我至今仍认为,这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中篇小说,它好在表象与意象背后,这样一个孩子身上那种刻骨的孤独。他孑然独行,似乎压根儿就是与田野里蚂蚱、秋虫、栖居鸣唱的鸟与河滩里的鸭子相伴为生的。最后,他钻进了那片黄麻地,那里才是残酷的人类世界之外,他的避身之地。这种悲凉在牵动人心。

这个小说其实是要通过这个孩子,写灵魂的娇嫩,这娇嫩的灵魂就如蝉蜕的幼蝉,最易被伤害。这是后来与莫言的聊天中,我才意识到的。而那个孩子,就是他自己。

《爆炸》

因为这篇小说,这一年夏天《人民文学》组织的青年创作研讨会就邀请了莫言,我们由此相识。80年代,按王蒙的形容,是一个人人都想拥挤到文学这条崎岖小路上的年代,那时的《人民文学》每期发行100多万册,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人民文学》发表一篇小说,就可提干、涨工资、入中国作协。而1985年的《人民文学》是我特别怀念的,王蒙从1983年7月上任主编后,暗暗推进了一年半,在站稳阵脚之后,从1985年起才真正开始大力扶植崭新的小说类型。我至今还大致记得王蒙在发表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的稿签上签署的意见,他说,这是一篇令灵魂出窍,能让《人民文学》脱下代表天安门广场的、领扣扣得紧紧的中山装的小说。

王蒙在当初已经敏感到整整一批意识上崭新的作家的出现,于是才迅速将全国各地这些已经“发出了杂沓并动人声音”的青年作家一起召集到北京,向他们敞开《人民文学》的大门。在我《人民文学》工作的十年中,激动人心的场景似乎只有这么一次。正是王蒙洞开了这扇大门,一大批创新而不被陈腐束缚,反过来要彻底清除陈腐的文学巨人才开始有了自由、放肆、目空一切地生长的土壤,文学才真正开始接踵摩肩地繁荣。那个创作班,留在我记忆中最清晰的是两个画面,一是在去八达岭旅游的汽车上,两个湖南人,何立伟与徐晓鹤关于创作风格辩论得脸红耳赤,彼此毫不留情。另一个是午饭后,几个女作者并排在会议室的墙上练倒立,笑声四起。其中肯定有浑不吝的刘索拉,还有原来海军创作组的丁小琦。莫言相对是最安静的,他远远冷漠地看着这些疯癫癫的现代女子,避开在热闹的一边,只是一支接一支独自地抽着烟。仔细些,能发觉他本来粗粗的手指几乎根根翘起,拿烟的姿势有些夸张的优雅。我能感觉到他对都市生活,对时髦女性,有一种哪怕是外在的厌恶,并由此有一种冷漠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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