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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血的黑色大陆——现代非洲内战之殇

2012-10-24 17:40 作者:朱步冲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43期
今日折磨非洲的内战是一系列小型化、无休止、受害者众多、目的不明的武装冲突;领土争端、部族仇恨、信仰差异与资源纠纷缠绕在一起,如同热带丛林中的藤蔓植物,没有战场,没有冲突区,没有尽头。

13岁的伊夫林·阿皮奥被天主抵抗军绑架了6个月后获得解救,但他心灵上的创伤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复

2012年4月,在放上YouTube不到4天后,一段由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看不见的孩子”制作的公益广告片《科尼2012》的浏览量就突破了3000万大关,制作者杰森·拉塞尔和博比·贝利说,这部宣传片的目的在于提醒整个世界,在中部非洲丛林中,一位名叫约瑟夫·科尼的残暴军阀和他属下的“天主抵抗军”(LRA)犯下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屠杀、绑架、胁迫青少年成为士兵,仅仅在2009年12月,科尼的“天主抵抗军”就屠杀了超过3000名无辜平民,行刑的凶器是棍棒、砍刀。在本地,他们被称为“Tonga tonga”,意为“悄无声息的袭击者”。80年代中叶,天主抵抗军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抗议乌干达政府压制该国北部的阿可里部落,力图实现地区自治,但很快,它迅速堕落成了一股无因的暴力源,被政府军逐出国界后辗转于刚果、南苏丹、中非共和国之间。

为了敦促联合国安理会与奥巴马政府对科尼造就的人道主义灾难进行干预,“看不见的孩子”苦心孤诣地发动一场持续的网络全球宣传,然而残酷的现实在于,约瑟夫·科尼的天主抵抗军,只不过是这股横行在非洲大陆上、流向不明的暴力浪潮中的一朵黑色浪花,从刚果、索马里、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到乍得、尼日利亚,至少有20场以上的内战冲突在全球媒体与国际组织忽视的角落里延绵了10年以上。

无因的暴力

2009年,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第三世界研究专家维杰·马哈扬曾撰写了一本《非洲的崛起》。非洲发展银行乐观地估计,在过去的30年中,非洲大陆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增长了300%,突破3亿大关,到2020年,非洲GDP总额可能达到2.6万亿美元,在达喀尔、拉各斯、内罗毕等大城市,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和高速公路制造了一派欣欣向荣的乐观气氛。然而,从另一面看,这只不过是大片黑暗中闪烁的少数光点。“2009年,我第一次来到尼安加拉,在比利时殖民时期,这座位于刚果东北部的小城市因咖啡、棉花贸易而兴旺发达,人口稠密,然而在常年内战的破坏与侵蚀下,今日的尼安加拉是一座死城。”《肮脏的非洲战争》一书的作者、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教授、非洲政治研究专家威廉·雷诺教授对我们回忆说,“弹痕累累、屋顶全无的殖民时期建筑无人居住,残破不堪的泥泞道路上除了少数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的专用车辆外,只有一些骨瘦如柴的当地居民骑乘着破旧的自行车和摩托匆匆而过。”

尼安加拉的街景仿佛是今日整个非洲大陆充满挫折的缩影,截至2004年,刚果内战已经造成超过390万人死亡,在塞拉利昂,内战已经造成至少30万平民伤亡,另有115万沦为难民。在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失败国家”中,非洲国家赫然占据了前60位超过一半的名额。4月,在办公室遭到汽油炸弹袭击后两天,津巴布韦财政部长滕达伊·比蒂警告说,他的国家可能正处在另一场卢旺达式的大屠杀的边缘。他公开表示:“我只是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会成为又一个卢旺达——一个军事统治下混乱无序又充满暴力的国度。”

作为“争取民主变革运动”(MDC)的领袖之一,比蒂反对由总统罗伯特·穆加贝所领导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2008年,MDC在选举中击败了穆加贝,但总统拒绝下台。最终在邻国南非的斡旋下,双方同意联合执政。尽管两党应在政府中享有同等的权力,但在最近几个月,MDC成为威胁、绑架及政治边缘化的牺牲者,已经实质上被踢出了政坛主流。穆加贝依旧独揽大权,双方在下层都拥有大量分属不同部落的武装分子。在首都哈拉雷街头,AK-47突击步枪低沉的“啪啪”声几乎持续终日,内战,已经迫使这个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枪炮、战争与选票》中论述说,现代化国防涉及复杂缜密的科层分工、技术进步与税收制度,从而将推动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而非洲国家毫无技术含量,长期的低烈度战争则适得其反,这些由AK-47突击步枪、RPG-7榴弹发射器与载有无后坐力炮的丰田皮卡充斥的武装冲突只会增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软化中央政府权力与公民认同感。更糟糕的是,由于长期战乱导致的人口锐减,大部分缺乏明确政治意识主张与拥护的小军阀只能通过绑架青少年来组成一支军队,并用依靠巫术、残酷的刑罚和毒品来维持忠诚:他们的优点是无畏、忠诚,易于指挥驾驭。

在苏丹政府的调停下,乌干达政府曾与LRA在苏丹的朱巴就签署停战协议进行谈判。图为2006年8月1日,南苏丹副总统里克·马沙尔和LRA副司令文森·奥迪(右)在和平谈判期间交谈

“在刚果和中非,我亲眼看到那些不到12岁的青少年士兵,在出击之前按照首领的吩咐,虔诚地用棕榈油涂抹身体,祈求不被子弹击中。”雷诺表示,即便在被国际NGO机构拯救后,他们也需要长时间的心理辅导与矫正,许多孩子会因为入伍后频繁的杀戮与暴力行为而陷入自闭或者进行自残。2007年,伊什梅尔·比赫,一位侥幸逃脱了魔掌的前塞拉利昂叛乱武装少年兵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漫漫长路》,在书中,他透露了一些令人胆战心惊的细节:为了使少年兵彻底断绝家庭与温情的纽带,部落军阀首领常常勒令新兵参与射杀、虐待自己的家人。

“非洲上一代号召武装斗争的民族主义领袖,反抗的是殖民主义、冷战、独裁统治或者种族隔离制度,诸如埃塞俄比亚的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卢旺达的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雷诺说,“虽然他们并不完全是西方国家偏爱的、成长于议会民主政治体系中的民选政治家,但许多在西方宗主国受到系统而全面的教育,对于国家的制度成长与经济发展有着系统性的纲领与意见。然而新一代非洲内战的发起者都是一群毫无长远政治考量、缺乏跨越地区与种族支持的短视者。”例如90年代以其短暂、残暴统治而著称,拥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利比里亚总统查尔斯·泰勒,拥有波士顿本特利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成功地把自己塑造为一位美国与西方盟国青睐的、要求普选政治、改善民众生活的激进学生领袖,然而在当选后,旋即以前所未有的暴力和腐化使得利比里亚成为非洲最为混乱的地区,而在泰勒的支持下,邻国塞拉利昂在长达10年的内战中损失了超过20万人口。

殖民、冷战与反恐——播撒仇恨的种子

如何解释今日非洲悲剧的源头?“这些匆忙划定的非洲国家边界十分荒谬,罔顾地理环境与民族部落分布现实。”雷诺告诉我们,许多在殖民主义时代被居心叵测的宗主国煽动,结下了不解深仇,或者由于缺乏必要经济与社会联系,老死不相往来的民族与部落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必须站在同一面国旗之下——在尼日利亚1.5亿人口中,北部的穆斯林和南部的基督徒之间的摩擦日益剧烈;英国殖民者故意只从北部的豪萨-富拉尼部族中挑选高级文职官员,而从南部的伊博人中挑选军官。在索马里,西亚德·巴雷总统只将财富和权力在自己出身的达鲁德部族首领中分享,从1969至1991年,他将国际援助的75%都纳入自己和家族近亲的腰包,并从跨国公司手中拿到了将近1.5亿美元的回扣与贿赂。这些仇恨如同大批埋藏在浅地表下的火药,只要一颗火星就会引发爆炸。

更糟糕的是,“冷战”在90年代初的突然结束,导致美国和苏联迅速终止了在非洲大陆许多地方的政治与军事存在,徒然留下了一批单纯依靠超级大国的支持而勉强存在的军阀独裁者,诸如索马里的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刚果的蒙博托、埃塞俄比亚的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毫无例外,这些被抛弃的腐败“代理人”政府迅速被国内反对派的武装起义所推翻,然后这些国家就浸泡在无休止的内战与恐怖中。“冷战”时期美苏援助的大批武器此刻派上了用场,更何况由于非洲漫长绵延的海岸线和毫无管制的广袅领空,迅速成为国际灰色武器走私贸易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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