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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与故乡(3)

2012-10-18 17:10 作者:魏一平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42期
山东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家乡,另一个则是他在小说里塑造的文学意义上的故乡。21岁前,莫言一心想逃离家乡,因为那里充满了饥饿、孤独、压抑与恐惧。但当他真的离开家乡,才发现那些饥饿与孤独的记忆,为他的写作打开了一扇万能之门。由此,莫言在文学世界里,完成了对故乡的回归,并且超越。2012年10月11日,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孤独

据现存的《高密管氏家谱》记载,高密管氏世居胶东,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历史上因为从军、做官或战乱等原因,曾迁居过江苏海州、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民国元年,因与人打官司败诉,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

其实,东北乡只是一个民间的称呼,因为平安庄地处高密县城东北方向,当地人习惯以方位来指称。行政区划中的平安庄,乡镇合并前属于大栏乡,地处胶河南岸,地势低洼,最高处也不过海拔8米,连年洪水,是一片荒地,因适宜放牧、多牛栏羊栏而得名。从管家苓芝迁居此地,当地人称之为“下洼”,实属迫不得已来此开荒。

莫言是伴随着家族的衰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来曾祖父一辈来到这里是白手起家,但靠着祖父三兄弟的卖力经营,到“土改”的时候,管家却划成了中农。中农在当时是团结对象,地位虽然没有地主那样卑微,但也算不上是主流。可当时的山东地区,在康生领导下,土改走“极左”路线,斗争形势格外激烈,莫言这样的中农家庭在村子里矮了半截,这种边缘性的身份与孤独一直伴随着他的童年和青年。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生性严厉,个子高大但沉默不语,当地人习惯说他长有“虎毛”,管教孩子不怒自威。一直到今天,村里人说起莫父,仍是尊敬有加,哪怕是孙子辈的媳妇穿衣打扮也必须得中规中矩,稍有出格就免不了要挨他的责骂。他自解放前就为共产党队伍征粮,后来一直在人民公社当会计,干了33年才退休,但却一直没能入党。因为成分不好,父亲一辈子行事谨慎,为生产队买支钢笔记账都要公社书记批准才敢。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揍,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便拔了个萝卜吃,后来被人告状,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被父亲知道后,差点把他打死,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

莫言的童年,正是中国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代,“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波接着一波,个体命运被裹挟在宏大而扭曲的政治浪潮中,飘摇不定,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作为家里的小儿子,莫言不仅有点嘴馋、偷懒,长得丑,又爱说话吹牛,为此没少惹事,在家里并不受待见。后来,在解释《四十一炮》这篇小说的篇名时,莫言自述自己这样爱说话的孩子在村里就叫“炮孩子”,意思是说话像放炮,毫无遮拦。

10月11日晚23时,为庆贺莫言获奖,人们在高密市凤都国际大酒店前燃放起绚丽的烟花

1966年“文革”开始,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炮孩子”莫言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一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大哥回家,带回了一些有关上海“一月革命”的材料,莫言看后,也学着带领一帮同学搞起了造反。他们组织了一个“蒺藜造反小队”,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就是考虑到“蒺藜”虽小,但全身硬刺。莫言亲自写了造反小报,带领同学撕了学校的课表,但是很快就因为队伍里出了“叛徒”而被镇压了。由于升初中需要贫下中农子弟的推荐,莫言被清除出了学校,只能下地务农。现在说起这些,大哥还觉得有愧于他。

离开校园,事后看,对莫言是一把双刃剑。不满12岁的他还干不了农活,只能放牛、割草,作为被集体所抛弃的一员,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自卑。学校就在自己的老屋旁边,每次牵着牛路过,听着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莫言就会感觉自己比别人矮半截。中断学业曾经是莫言的一个心结,直到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才算解开,他激动地给当时在湖南当中学老师的大哥写信:“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扔掉小学肄业帽子的机会,因此我感到有几分高兴。”

但是,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又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莫言坦诚,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对动植物、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老房子就建在胶河岸边,那时候还没有高高的河堤,推开后窗就能看到宽阔的河面,遇到发大水,白花花的浪头翻滚而来,就像拥挤的马头。莫言描写洪水的样子,引起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好奇,2002年春节时他专程来到莫言老家过年,看到河的样子才算解了心头之惑。

虽然不能上学,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二哥管谟欣还记得,当年他和莫言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为了借书看,莫言和二哥轮流给人推磨,推10圈磨才能换一页书读。断断续续几年下来,莫言已经熟读了《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和《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新华字典》。直到今天,二哥还保留着这本珍贵的《新华字典》,泛黄发黑的纸上透着油光,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大栏小学,管谟业。”这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

离家

饥饿,孤独,身份的自卑,以及大家庭生活中的压抑,莫言在21岁之前所想、所做的努力,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逃离家乡,为此他尝试过各种办法。

大祖父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尤其擅长妇科和儿科。退学在家的日子里,有一段时间莫言曾经跟着大祖父学医、读医术,但因为大祖父是地主身份,土改时被扫地出门,唯一的儿子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且多年来生死未卜,要想靠行医跳出农村几乎走不通。

考大学似乎是最好的出路。大哥管谟贤1963年考上华东师范大学后,对莫言的触动更大,成为他儿时梦寐以求的榜样。大哥向我们回忆,有一年寒假回家,莫言趁着他睡觉的时候,偷偷摘下大学校徽别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好好炫耀了一番。“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按政策莫言或许还有点机会,但现实中大学招生名额很少,不等到村一级就被瓜分完毕,莫言一直也没有真正获得过这样的机会。为此,他还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写信,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小组领导写信,但却始终未能如愿。村里人知道他在做“大学白日梦”,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生产队里的贫农代表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你这样的能上得了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

1973年,在河崖棉油加工厂当会计的叔叔给莫言介绍了一份工作,让他去过磅组当季节工,每年棉花收获的季节,去干两个月,负责过磅和记账,每日工资1.4元,回去还要给生产队交一部分。这份工作虽然看不到什么前途,但最起码算是莫言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村庄。有一段时间,厂里组织“批林批孔”,莫言还负责办过黑板报,唤醒了他潜在的写作才华,也算收获一些自信。直到1976年去当兵,莫言在棉油厂断断续续干了4年。他后来回忆,一次集体劳动中,莫言受到了领导的表扬,算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表扬。也是在这里,莫言结识了自己的妻子杜芹兰。但作为一个没学历没身份的临时工,要想当正式的工人,也是希望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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