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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与故乡(2)

2012-10-18 17:10 作者:魏一平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42期
山东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家乡,另一个则是他在小说里塑造的文学意义上的故乡。21岁前,莫言一心想逃离家乡,因为那里充满了饥饿、孤独、压抑与恐惧。但当他真的离开家乡,才发现那些饥饿与孤独的记忆,为他的写作打开了一扇万能之门。由此,莫言在文学世界里,完成了对故乡的回归,并且超越。2012年10月11日,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莫言自然没有来,听说他还特意嘱咐,今晚就别放烟花了,以免扰民。当晚,他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累坏了,也没顾上洗澡,吃片安眠药就睡了。”妻子回忆。第二天,高密大街上的电子广告牌就全部打出了祝贺莫言获奖的字样,老家的房子里也挤满了前来采访二哥和父亲的记者。二哥几乎一夜未睡,嘴上急起了燎泡,他笑言自己是“秃头跟着月亮走——沾光了”。众生喧哗中,或许只有家人才更能体会这个奖的个中意味。

第二天傍晚,我们敲开了莫言家的门。开门的妻子杜芹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客厅里摆了几个花篮,这位朴实的家庭妇女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记者的采访,突如其来的媒体轰炸似乎把她给震住了,一言一语更显小心,好在有小外孙的哭闹声,稍稍缓解了空气中的拘谨。结婚33年来,夫妻二人虽然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太多交流,但莫言所受的苦她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部队时,莫言利用晚上的时间在仓库里写作,夜里饿了就啃大葱充饥,从此落下了胃病,直到现在还经常折磨他。虽然已经成了知名作家,但莫言用的笔,还是多年来一直用的一支1.5元的钢笔。2006年,他在北京借住到一个朋友的房子里,用了43天时间,耗去3瓶墨水,写出了43万字的《生死疲劳》。令众人狂欢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妻子看来,不过是让莫言多年的辛苦写作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他写得很苦,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想起什么就爬起来记在纸上,写的时候遇到卡壳,就敲着自己的脑袋做苦闷状,说自己怎么这么笨,像个孩子一样。”杜芹兰眼里闪着泪光。

虽不喜言谈,但莫言是个幽默的人,并且他的幽默里带着真诚,有时让人哭笑不得又不得不深思反省。有记者问:“得了诺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答:“意味着我得出来见你们。”又有记者问:“得了大奖,你会离开高密,或者离开中国去国外定居吗?”他答:“永远不会。”作家与故乡,是一个恒久的命题。那么,家乡高密,对莫言的成长和文学而言,用他自己的话来归纳,无外乎两个词——饥饿与孤独。

饥饿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大家族里的第四个孩子,除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还跟叔叔一家住在一起,此后,婶婶又生了三个儿子,全家十三口人挤在五间土房子里。他那个年代的大家庭,用大哥管谟贤的话说:“大人天天忙着干活,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哪有什么欢声笑语和温暖可言,父母的爱被生活重担所淹没,只能埋在心里。”莫言3岁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跃进”,此后,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成了农村的头等大事。

饥饿,成为小莫言童年的第一波记忆。后来,在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对主人公“黑孩儿”的描写便是自己当年的写照——“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此后,有关饥饿的描写,就一直贯穿在莫言的作品中,真真假假,多半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1961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那种亮晶晶的东西孩子们从来没见过,有人跑上前拿起一块就啃,其他孩子也扑上去,每人抢一块吃起来,那种味道直到今天还让莫言记忆犹新。后来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蛙》。在《丰乳肥臀》中,莫言描写母亲上官鲁氏奇特的偷粮方式——她给生产队拉磨,趁干部不注意时,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吞到胃里,这样就能躲过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到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到自己喉咙里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就想吐。这样的情节听着离奇,但却是莫言母亲和村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

莫言的妻子杜芹兰

莫言曾经说过,文学其实是一种记忆。有时候在写作时打开记忆的闸门,对饥饿的恐惧和仇恨就会一泻千里。至今,莫言仍然对食物保留着一种天然的敬畏。妻子杜芹兰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无论名气多大,他对吃一直没有要求,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馒头、面条、包子,永不厌烦。至于饺子,无疑算得上是最高的礼遇了。

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母亲往往要承担更大的苦痛。莫言的母亲,本名高淑娟,但却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机会都没有,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上一直写的是管高氏。在母亲两岁时,其亲生母亲就去世了,跟着姑母长大。17岁时嫁到管家,她身材矮小,缠着小脚,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常年的过度劳累,让她患上一身病,哮喘、肺气肿、肛肠疾病……小莫言的记忆里,每逢夏天,母亲必头疼,在家里呕吐怕婆婆和妯娌嫌弃,每晚就跑到胡同里用手扶着柳树呕吐;到了冬天哮喘病就发作,浑身没有力气,一行动就喘息不止,只好天天坐在炕上。在她最后的10年岁月里,莫言每次回家探亲,都要陪着母亲去医院。一次采访中谈及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莫言答道:“是母亲的叹息。”

旧时的大家庭中,母亲大概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了,上有公婆,下有子女,除了忍饥挨饿,还要频繁承受生育之苦。莫言的母亲总共生育了8个子女,但活下来的却只有4个。母亲曾经告诉莫言,自己怀过一对双胞胎,那时候“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但还是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到生产那天,中午还在麦场打麦子,直到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下午生产,晚上赶上暴雨,又要挣扎着起来去麦场抢收麦子。双胞胎没活几天就死了,母亲也落下了一辈子的妇科疾病。

1994年1月,母亲走完了自己苦难的人生。莫言回家奔丧,回到县城南关的小院时,一度万念俱灰。想起自己曾经在北京积水潭地铁口看到的那一幕,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妇女,正怀抱两个孩子哺乳,莫言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流下了眼泪。他把自己关在南关的小院里三个多月,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几乎没有出门,一口气写下了50万字的《丰乳肥臀》。

在这部小说的开端,莫言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母亲上官鲁氏的一次生产。婆婆从大街上扫了一簸箕浮土铺在炕上,让上官鲁氏自己来生,她和家人则忙着去为驴接生。这种把孩子生在土里的方法,是当年普遍的真实做法,莫言当年也是生在父亲收来的一堆土里,或许也是一种隐喻,生命的开端就与土地紧密相连。

饥饿、土地、母亲、生育,是莫言小说里最常见的要素。不止于此,莫言还不惜笔墨对女性做了浓墨重彩的阐释。莫言的奶奶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据大哥管谟贤回忆,奶奶的胆子比爷爷还大,有一年鬼子来砸门,爷爷去开,鬼子一进门就把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的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镇静地走上前去把爷爷扶起。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往往由奶奶留守,哪怕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也都是奶奶去。或许是受了这个影响,莫言笔下的女性,往往性格要强,率性洒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就是一例。莫言甚至说过,他认为女性才是世界秩序的缔造者。莫言当年5岁才断奶,他着力塑造了患有“恋乳症”的上官金童这一角色,也算是对自己、对男性、对内心懦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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