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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通道,5000年前的东西文化交流

2012-10-09 15:53 作者:魏一平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40期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教授沃勒斯坦为代表的历史学家,通过对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扩张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现代世界的发展,是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的复合体。

世界体系仅仅是500年来的事吗?未必。出生于德国的历史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上世纪8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后,颠覆了沃勒斯坦以欧洲为中心论述世界体系的理论,提出“世界体系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弗兰克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扎实的考古证据。早在5000年前的青铜时代,中国与西亚之间就开展了以青铜、牲畜和粮食为主要符号的文化大交流,形成了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

考古学者从已经发现的遗迹推断,这场横跨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是通过欧亚草原大通道来完成的,它东起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穿过中亚至西亚乃至东欧,东段经过蒙古高原,向南沿着河谷地带,可以直接通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沿途是广阔的温带草原、稀树草原和疏灌丛地带。距今5000至4000年,沿着这条通道,青铜、小麦、黄牛、绵羊等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文化要素先后来到中国北方地区,与当地原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生碰撞,共同孕育出了兼收并蓄的中原文明。

小麦和黄牛的传入都发生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前夜,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赵志军研究员习惯把它们和青铜技术统称为欧亚大通道上来的“文化包裹”。在古代和现代的跨国贸易中,只有高价值和数量稀少的植物(如香料)才会长途跋涉,主食则一般依赖当地生产。但是考古证据表明,早在5000年前,就存在着类似“哥伦布交换”的农作物全球化。

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同时,两河流域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国家阶段

赵志军向本刊记者介绍,因为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内蒙古等长城沿线都发现了早期的小麦遗存,欧亚通道是小麦进入中国的路线,基本没有问题。但除此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几条路径:一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即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这也是小麦在中国分布较为密集的条带;二是南方海盗从东南亚经海路传入,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福建黄瓜山遗址中也曾发现了小麦和大麦的遗存;三是有可能从古印度经过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传入,因为在西藏高原地区也发现过原始小麦的痕迹。

所不同的是,小麦传入中国,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西方食用方法,而是形成了不同于西亚啤酒面包传统的面条馒头传统。赵志军认为,小麦的种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早期的水利建设,最明显的例证便是战国时期郑国渠的修建。战国末期,秦国渐强,东邻韩国派出一名叫郑国的水工,向秦王建议修建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水渠,本意是想通过这样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拖垮秦国,因为当时的粟和黍基本不需要人工灌溉。可是,郑国万万没有想到,修建好的水渠却滋养了关中平原的小麦种植,反而为秦国的强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东亚地区养羊的历史与西亚比大约晚了5000年,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羊的踪迹,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羊在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商代西北的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地区养羊也蔚然成风。但是,因为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最早用来制作衣物的材料主要是麻和蚕丝,与西方盛行的羊毛纺织品不同。不过,在新疆也曾出土过青铜时代的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至今仍在欧洲流行。

黄牛与绵羊、山羊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约4000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与黄牛传入中国相伴随的是游牧生活的关键技术——挤奶。西亚和中亚农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挤奶,但东亚农民至今仍不习惯挤奶。从人体生物学上分析,成人乳糖酶缺乏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高达85%~100%,而北欧不到10%。就中国而言,成年人中92.3%的汉族、87.9%的蒙古族和76.4%哈萨克族人都缺乏乳糖酶,比例依次降低,表明其与印欧人的亲缘关系或接触与交流程度相应减少。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一代是最早驯化家马的地区,在东亚数百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而且不能确定为家马。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出现于商代,此后3000余年的历史,中原地区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一直是“贫马”地区。

与马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可能是马车。在西方,马车的演变有比较完整的发展序列,经历了一个从四轮到双轮、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从用牛(或驴)拉车到用马拉车的发展过程。但在中国,马车的出现则比较突然,最早发现的商代马车就是有辐的双轮车,显然十分成熟,不太可能是独立起源。

青铜技术同样起源于西亚,首先扩散到中亚、地中海地区(南欧和北亚)、南亚,然后扩散到欧洲大部、东亚和东南亚、南部非洲,乃至整个旧大陆及其附近岛屿。现在的考古证据显示,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炼金属,5000年前就可以冶炼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常见的青铜器是刀子、斧、剑、头盔、镞、马衔、凿、针、锥、耳环、指环、镜等,它们代表着畜牧业和父权社会的日益壮大,而种植业和母权社会逐步萎缩。

此后,冶金术进入东南欧的多瑙河中游、高加索和中亚的广大地区,乃至欧亚交界的乌拉尔一带,并继续东传,进入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明带有明显的草原文化风格,并且冶炼技术要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中原地区。但是,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昔日游牧民族的草原风格被根深蒂固的农业民族风格所取代,先后出现了青铜鼎、鬲、爵、戈、戟、编钟等颇具东方特色的青铜礼器,直接促进了中原文明礼乐制度的成熟。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起源于西方文明。历史上,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西来说”和“独立说”一直争执不下。欧亚草原通道的存在表明,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有失偏颇,中华文明恰恰应该是在不同区域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并且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根基和传统。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一带,即现在的农牧交错带周围,存在一系列史前文化群体,兼具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双重风格。中原地区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农业基础,西方的小麦、黄牛、绵羊和青铜冶炼传入后,不仅没有动摇其农耕文化,反而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进一步壮大,最终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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