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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学理想的苹果

2012-09-24 11:40 作者:陆晶靖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38期
那个唯一的Home键如同这台机器也如同我们的肚脐,它暗示的不是出生后被抛入世界的无助感,而是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回到母体的安稳。

9月3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迎接民主党大会开幕派对,一位老人用他的iPad为表演摄像

《时代》周刊曾有一篇文章说:撰写苹果公司产品文章的难题之一在于,它们常常伴随着天花乱坠的宣传;另一个难处则是,有时候炒作都是真的。9月13日凌晨的这场发布会至少验证了后半句。在以前的发布会上,乔布斯总是会通过一句“One more thing”(还有一件事)来带出新的惊喜,而他死后终于没有人来说这句话了。人们对苹果的期待远不止于硬件的进步和屏幕的加大,他们在这家公司身上期待看到的是未来的模样,而未来似乎总是好的。从第一代iPhone开始,人们都喜欢用“革命性”来讨论乔布斯和他的这家公司,它们总是能给无聊而琐碎的现实带来令人愉悦的剧烈变动。苹果暗合了我们单向的、乐观的历史观,仿佛每一次改变都是进化,而革命的浪漫主义将一直持续下去。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乐观回答了类似“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样的终极问题,是这个面临着经济危机和局部战争的世界极其缺乏之物。我们在描述当下的时候总不太满足,觉得世界庸俗、纷乱且无聊,想找到解答,我们的前人也同样如此,所以,当包豪斯风格在德国出现的时候,大家也都忽然一下乐观了,仿佛19世纪末的迷茫也找到了出路。各种对古典的迷恋和纠缠都被认为是多愁善感甚至是虚伪的,艺术乃至整个世界的出路在于以功能为基础的设计,整洁的、实用的,统一的。包豪斯学校的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说:“在历史长河中的所有伟大时代,标准的存在——有意识地接受形式典范——正是衡量一个社会教养和秩序的准则。”这是对感伤主义和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的回答,上帝在细节中而不在情怀里。苹果公司的副总裁、总设计师乔尼·艾维承认自己的偶像是德国博朗公司的设计大师迪特·拉姆斯,人们不用具备专业知识也能看出iPod、iMac和iPhone中拉姆斯式设计的影子。拉姆斯的信条是:“少,却更好。”它让人想起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司·凡·得罗的名言“少就是多”。和那些热衷于古典主义式细节(洛可可、哥特风格)的设计师的区别在于,他们把减法看成最美的修辞。但这种减少的绝不止于外观,它同样减少了历史感。美国人威廉·斯莫克在《包豪斯理想》一书中说:“现代主义把历史从设计里剔除,代之以永恒的普遍真理。”不管是器物还是建筑,物的语境仿佛消失了,几何体才因其简洁抽象成为最受追捧的元素。这种永恒真理既体现为对本质的追求,也流露在对细节的执念上(密司·凡·得罗:“上帝在细节里”)。而一旦去追求细节和本质,人们也就有意无意地忘记了时间。现在回头来看,这种设计思路倒像是对现实和历史的拒斥。迪特·拉姆斯的设计出现在德国面临战争创伤的上世纪50年代,人们淡忘伤痕和看清和奔向未来的需求比19世纪的时候更强烈。世界需要是整齐的、清晰的,没有历史的。

迪特·拉姆斯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的时候说:“我非常喜欢最新的苹果产品。苹果公司做到了我没能做到的事:让人们排着队来购买产品。而我生活的那个时代,我还不得不排队去领食物。这真是巨大的变化。”苹果产品在这个时代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是富有创意的,同时还是主流的、日常的、易于购买的——现代艺术的有些结构简单的设计产品会标出天价,但iPhone的价格一直稳定在中产阶级能够承受的水平。保罗·克鲁格曼甚至预计,iPhone5带来的购买行为可能会大大提振美国经济,在接下来的一个或两个季度带来真正的增长。这是任何一代工业设计产品都没有达到的高度。

相比德国战后工业设计和更早的包豪斯学派,苹果的思路往前走了一步。它更加封闭了,电池不能拆,屏幕不能换,只有整体没有部分,这起码表明了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就像iPhone前面的“i”一样,这个字母在英语里除了是信息“information”的缩写还有“我”的意思,像一个主体一样神圣不容分割。每台电话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变得不再像19世纪延续到今天的那种可以拆卸组装的机器,它没有了蒸汽火车那种由蒸汽机带动活塞、连杆和飞轮的可见的工业美感,它的技术是神秘的,即使对于内行来说也显得陌生。人们哪怕强行拆开它的后盖研究其构造,也不知道那些电路板和芯片是通过怎样的过程最后产生了屏幕上的那种6岁小孩都能看得懂的效果。诺伯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里说,牲畜的肢解和切割在何处进行,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已经进行到何种程度。从17世纪起,法国上流社会才渐渐地把这个过程从餐桌放到后厨里。后台与舞台的分离会让文明看起来更加精致漂亮,许多现代电器也都具有这一普遍特征,但苹果把它做到了极致。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它是没有零件的。如苹果总设计师乔尼·艾维在这一次的宣传片里所说:“这可能是你用得最多的工具。”这么熟悉的东西我们却对它内部一无所知,弗洛伊德说这会带来一种恐惧感。但这种恐惧感在极其频繁的日常应用中却显得有点儿多愁善感。当手机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之后,我们不但不会好奇器官的构造,而且还希望它的功能越多越好,苹果在这方面又应许了我们。从第一代iPhone的触摸屏开始,整个苹果生态就朝着一个十分清晰的方向发展。鲍德里亚在《物体系》里说,以前人们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有漂洗、捶打等一系列连续的动作,而自从有了洗衣机就只剩下按开关、放洗衣粉和脏衣服几个断裂的动作。他预言,人类的自动化最后将导致三维空间内动作的丧失,变成平面的、横向扩延的,而这正是今天iPhone和iPad呈现给我们的。鲍德里亚并不看好这种自动化,他认为,极致自动化的结果会带来人手势的衰竭,但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单一功能自动化的基础上,苹果恰好给他提出了新的问题——五花八门的应用程序使这种衰竭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解放。乔布斯消灭了实体键盘,把更多的空间用于呈现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正是他得以重新定义手机生态的另一个决定性武器。伴随设计的封闭而来的是系统的开放和友好,尽管他对成人和政治内容的审查存在争议,但正是iOS系统上诸多的应用使iPhone摆脱了单纯的手机角色,这台会说、会听也会记忆的机器率先打开了一个窗口,人们把一个屏幕拿在手里,就随时掌握了自己和世界的联系。

《乔布斯传》说:“他没有直接发明很多东西,但是他用大师级的手法把理念、艺术和科技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的结果是产品呈现出一种泛审美化的特征。除了通信功能,苹果手机的拍照和音乐性能也广受赞誉,而这正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近的两种艺术形式,本雅明在《摄影小史》里说拍照是一种捕猎行为,而借助随身的手机拍下生活的断片(并且尽可能地使照片看起来漂亮!)则体现了使用者对整合这个世界的一点幻想。艺术要求专心,大众只要散心,可是当iPhone的图片越来越漂亮,当安妮·莱博维茨这样的摄影师都建议普通人不要买相机,用iPhone拍就行的时候,这种分野就不那么明显了。像本雅明说的那样,拍照是“艺术品潜入了大众”,iPhone也是对他这种思路的继承。对屏幕和耳机的重视在另一个层面上完善了审美倾向,在思路上这接近于画布材料的发明和剧场空间的设计。其他手机品牌的设计方向纷纷效仿苹果,但苹果还有一个特点是独特的,就是对于消费者本身的要求。乔布斯曾经粗暴地说:“如果你要色情内容,去用安卓。”另一方面,iOS平台对于学习的强调超过了任何一个软件环境。通过触摸使用的这些工具,和打火石、石刀没有太大区别,我们可以查询航班、了解最近的医院在哪,但同时以前所未有的便捷方式查阅字典,甚至学习一门外语。这似乎让消费者感到有一种提高的必要,这并不是乔布斯或者软件设计者要求的,而是它最终呈现出来的姿态。卡斯帕罗夫说,他在与深蓝的交手中可以看到一个异类的智能体,这与深蓝的设计者们看到的有很大的不同。设计者们深知下棋程序的内部机理,却不能体会下棋的微妙。所以,对于能够体验深蓝2号棋力的卡斯帕罗夫来说,这个程序已经变成了一种人,而这就是苹果手机最终呈现在我们眼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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