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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无形的景观

2012-09-10 11:04 作者:王小峰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走在这里,那些尚带着独特香气的地方小吃或者稍有讲究的门脸牌匾上的书法,会让人想起它和满眼皆是的电脑字库的其他城市街道的区别。

鲸鱼沟孟村乡附近地区,这里是小说中白鹿村的原型

长篇小说《白鹿原》上世纪90年代轰动文坛,也让白鹿原这个地方越来越为今人所知。但白鹿原在历史上更多时候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历史上以白鹿为县名也只有两次,但是由于它在长安边上,自古以来的传说与历史就像这个原一样厚重(自秦孝公十二年割蓝田设芷阳县起)。“平王东迁之后,有白鹿游此原,以是名。”如果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界定白鹿原,实际上它跨西安市的两区一县(长安区、灞桥区和蓝田县),蓝田县占整个白鹿原面积的2/3。所以,提到白鹿原,人们总是先跟蓝田县扯上关系,开发白鹿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旅游业,也多出自蓝田县。

从地理位置来看,白鹿原是秦岭山脉向北延伸形成的一个土原,它东靠终南山的篑山,原上的土层厚达100米,与陕北的黄土高原不同,这里雨水丰沛,树木葱密,土地肥沃,浐河灞河环绕周围。因为其独特的自然地貌和重要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发生了许许多多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白鹿原地区的人文氛围。而出生在白鹿原附近的陈忠实,当他想以白鹿原为背景构思一部长篇小说时,这些历史是他无法回避的。只是,直观去看白鹿原,它与任何村落无异,站在白鹿原上回望下面高楼耸立的蓝田县,白鹿原倒是能与现实产生一些距离感。

当《白鹿原》在文坛造成轰动,引来无数人猎奇之时,有一个蓝田人在看过《白鹿原》后非但没有觉得有什么“奇”,反而觉得故事里的事十分眼熟,甚至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这个人叫卞寿堂,他自幼习文善画,对当地的历史掌故一清二楚,领导安排他去县组织部工作,他偏偏要到一个清水衙门档案局工作,就是为了能有闲心研究一些文史。所以后来他写了一本30多万字的书《走进白鹿原:考证与揭秘》,把小说《白鹿原》中涉及的人物、地名、事件、传说、风俗逐一化解,通过这本书就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陈忠实当年创作《白鹿原》所费的心思,白鹿原100多年来的人文精华几乎都被用到了小说中。

所以说,小说虽然是写中国农民的故事,但更像是写知识分子,卞寿堂说:“关中地区的文化底蕴就在这里,这也是全国很多乡间民俗的一个中心。《白鹿原》这部小说之所以反响很大,人们百看不厌,就在于书里有浓厚的文化底蕴,这也造就了它的厚重。它以白鹿原为核心,反映了民族历史和关东地区的民俗史。这本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一些情节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不是很理解。比如当时《白鹿原》小说刚出来,王全安就要接手拍这个电影,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说白嘉轩一共娶了七房老婆,觉得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实际上,白鹿原、关中地区过去就是这样子。在过去,富家人有三五个甚至七八个媳妇是常事,用小说里白嘉轩母亲的话说:‘女人就是一张破旧了的糊窗纸,撕了就应该尽快重新糊上一张完好的。’小说也揭示了基层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比如说鹿家祖先鹿马勺在外面学做饭;还有就是关于乡约问题,乡约最初就相当于现在的乡村民约,只是条文性的制度,约束大家遵守。历史上从北宋开始就有了乡约,同时也就有了执行乡约的人,到了清代,管理乡约的人还不是官,到了民国,乡约对人的约束、教化最为明显。1000多年来,乡约对人的文化、道德、思想理念的影响是巨大的,做到了很多统治者没有办法做到的事。”

过去有一句话叫“皇帝不下乡”,不管是小说还是现实,白鹿原地区在过去确实是在这种民间自发的约束制度下管理乡村,由社会最底层地区比较有威望和学识的乡绅来领导管理当地农民,类似基层自治。这样,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就像一个巨大的弹簧床垫,消解了很多社会矛盾。所以,当城里“反正”之后,农民们不知道在没有皇帝的日子里该怎么过的时候,白嘉轩找到了村里的文化人朱先生,朱先生给了他一份《乡约》。在今天看来,类似《乡约》或“皇帝不下乡”是过去脆弱的小农经济下农民们自我保护自我管理的最好办法。小说里作者花了不少文字在写《乡约》的作用,这种乡约形式是对封建集权制度的补充,其核心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上。

在小说里,传统观念对一个人行为的影响,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就像悲剧一样。当下中国发生的很多社会悲剧几乎就是小说里故事的翻版。当然,传统观念中比较普世的价值观念,在今天仍然是白鹿原地区乃至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卞寿堂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搞活了,人的思想也活了,现在的人传统道德观念薄弱了,这个是事实,但是核心的传统意识还是很牢固的。如果我们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形象,公开地让大家照这个学习,教育年轻人应该怎么做,效果就会很好。我曾经住过的村子里,有个老人八十大寿时搞了个庆祝活动,我回去了,他们让我讲话,我就借此机会讲了孝悌之义。我讲完后,就有些年轻人有意识地跟我接触,跟我探讨跟父母如何相处的问题,表面看是个很简单的事,但能引起大家的思考与行动,说明传统的忠孝仁义道德还是很牢固的。当然,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变化也不小,外来的东西接受得快、接受得多,丢弃了传统道德里面许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过传统道德里基本的东西还是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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