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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我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

2012-08-30 17:45 作者:孙若茜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不是潘金莲》是被刘震云那本2011年获鲁迅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牵着手介绍的。两本书的主角都在路上,一个想要找人说句话,另一个想要纠正一句话,所以成了“姊妹篇”。纠正一句话比说一句话更困难,所以这本小说看似比《一句顶一万句》好读,实际更绕。

刘震云与他的作品《我不是潘金莲》

三联生活周刊:我不是潘金莲,是谁?

刘震云:这是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主人公李雪莲没有考虑清楚,所以她才一直为这个话题纠缠了20年,从村里一直纠缠到县里、市里,纠缠到人民大会堂,也没有想清楚的一点。李雪莲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是中国人的一个思考习惯,容易把一件事扯成8件事,但是特别不善于思考一件事的背后是什么,就更别说8件事背后是什么,特别容易从现象到现象。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其实有一个人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就是这本书真正的主角,第三部分的史为民,他不在别人认定的东西里纠缠,而在自己认定的东西里面得出来一个结论。

他和李雪莲就见过一面,就说过一句话,但他们发生了深刻的人物关系。不管是从生活上讲,还是从文学上讲,人物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李雪莲和史为民的就是无形的。无形的关系一定大于有形的关系,对人生的推动,对民族的推动,包括对世界的推动。李雪莲改变了史为民的生活,她对史为民的帮助是非常深刻的,史为民虽然没有当上省长,变成了一个卖肉的,但是他悟透了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和道理,知道了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转换了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用李雪莲的逻辑办成了李雪莲20年都没能办成的事儿,就是回去打了一场麻将,都是用上访的手段。

李雪莲为什么没有想过我不是潘金莲又是谁呢?太严肃了。用一个严肃的态度来对付一个荒诞的逻辑。史为民用荒诞的方式对付荒诞的逻辑,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另外一种变化:荒诞逻辑里的人突然严肃了。我不是潘金莲,我是谁,我不知道,但是史为民知道,因为他知道了生活中最根本的一点,叫荒诞。

三联生活周刊:就像当初《一地鸡毛》里的小林觉得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还重要,这里的史为民是把麻将看得比首脑会议来得重要,这种看似不同于一般的世界观方法论,恰恰来自书中唯一一个能成功跳脱的人。你想传达的是什么?

刘震云:别人看你是谁不重要,你自己看你是谁,这是一点。第二点,总有人设法让你觉得你应该是谁。比如有人说你应该学雷锋,就是你应该变成雷锋。你应该变成谁?怎么样?能不能几亿人变成一个人?这都是别人对你的要求。比如我们说统一思想,这话荒唐么?一个人一个思想,为什么要统一成一个思想,所有人变成一个人?

这只是一个原点,还有一个原点是为什么要把你变成别人,为什么要把那么多人变成一个人,这背后的生活的逻辑很简单,想把你的东西放进我的口袋里。首先把你的思想掏了,你的脑子里没思想了。这是特别根本的,是为什么把简单的事儿说得那么复杂,里面肯定有利益所在。有人老说我的小说写实,这个完全是在胡扯,我小说里面的人物一定像贾宝玉一样,是理想人物,像小林那样。我有我的原则,如果一直用别人的世界观生活,那你一定变成了别人,但是别人会给你加码。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生活的价值判断,超过社会和政治的判断。你在书中所想讲述的“生活逻辑”,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

刘震云:就是无形的逻辑和有形的逻辑。比如说我们要改变一个社会,特别容易从政治的层面讨论。其实最后会是一个生活的逻辑,生活逻辑背后有时候会是思维的逻辑,这个民族是怎么思维。中国人感性的思维特别发达,理性的思维特别差,不提倡思考。理性思维产生规则,感性思维产生人治。感性思维时间太长了,谁去做理性思维?必须通过文学进行。其实我不是“最绕的”,我特别喜欢的哲学家——康德、尼采、维特根斯坦他们就是要绕,因为他们说,我把世界的管道都清理清楚了,上面不就简单了么,没人清理,一下雨不就死人么。我们的思想家、哲学家,孔子、老子、孟子基本上都是对人生的感慨,没有像西方的哲学家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不光分析了有形的,还分析了无形的。为什么李雪莲只论证她不是潘金莲,不论证她是谁,这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哲学命题。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一开始会让人觉得故事荒诞,但后来发现是现实荒诞,你曾说它是在探讨喜剧时代里荒诞的底线,底线在哪儿?或者真的有底线么?

刘震云:这个问得特别好,我的意思就是要说它没底线。这个妇女不懂法不可怕,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呢?因为懂法的人、掌握法的人,不讲法。这是最大的冤,是另外一件事。讲法对谁最不利,一定不是对李雪莲,而是对掌握法的人更不利,这是个常识。就像打一桌麻将,事先说好都是我坐庄,其他人肯定说那还有什么好打的呀,这里面一定有另外的,就是利益。这是李雪莲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可能永远也想不到的,史为民可能也没想这么深,但是有一点他想到了,就是“我不信”,这是他和李雪莲之间最大的区别,不信比信好。我还是想说,这不是一个政治小说,我不是怕说它是一个政治小说,而是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全是这样的生活的逻辑。

三联生活周刊:以严肃对待荒诞,李雪莲失败了,以荒诞对待荒诞,史为民成功了,他轻描淡写的一句“玩儿呢”,是你想传达出的一种态度么?

刘震云:麻将不是玩儿呢,是史为民对待世界和朋友的态度。开澡堂的老谢平常人品特别差,但是在决定生死的时候说,你怎么能死呢,你死了谁来和我打麻将啊?史为民心里一热,我不能让他在我这儿凉了。他给了我一热,我就要给他一个比热还热的东西:对仗,庄严,事情都到了欺骗党和政府的地步,他不是玩儿呢,不是玩世不恭,是很认真地在生活。故事的主人公又往前走了走,就是董超薛霸,喝着酒合计,回去怎么说,俩人开始编,最后编成功了,俩人特别兴奋说,这么严肃的事儿可不能让它变成笑话。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的人物王公道、史为民、董宪法等等,名字都特别的直白,于是被很多人解读成是这本书的一个喜感、诙谐的标志,这种说法对么?文中不断重复出现大量像上集回放一样的叙述,有什么用意?

刘震云:这些人物的名字没有任何的故意把它荒诞、出现喜剧效果的倾向。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领导人的名字就都是安邦治国的。生活就是这样,什么最幽默呢?生活最幽默,不要加任何的倾向,它就很幽默了,稍微加点儿芝麻盐,味道就过了。有一句广告语说:“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们不生产幽默,我们就是生活的搬运工。

这个情节的回放,不是纯粹为了读者的方便,上下连接,而是同样的细节、同样的语言,放在不同的环境里,出现的是另外的效果。就像有的话其实只是一个玩笑,但是在严肃的场合说,它可能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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