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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家的西方基因——行走土耳其

2012-08-28 14:55 作者:袁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东方国家或者说传统国家如何现代化?土耳其尤其是凯末尔道路,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模式,这种稍显极端的“世俗主义”何以被选择,在行走土耳其的过程中,实则我们得回到这个国家本身,去发现他的历史。

伊斯坦布尔索菲亚大教堂

土耳其军事博物馆里有一张巨幅油画,画的是突厥攻长城的情景。这幅画的主角自然是英勇的突厥武士们,在他们深邃的目光注视下,城墙上浓烟四起,眼看就要被攻克了。

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观察长城,并试图体会一个北方草原上的游牧者看到长城时的心情。看着看着,我感觉历史教科书上的文字变得越来越模糊,衡量战争是否正义的标准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

几百年后,这场战役的交战双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原帝国日趋强盛,中华文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这个世界上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发展时间最长的古老文明之一。突厥人则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朝着日落的方向走去,最终在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安纳托利亚半岛找到了栖身之地。这一路走得很辛苦,他们放弃了自己祖传的宗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又在和沿途遇到的各种部落交流的过程中逐渐丢掉了自己的大部分传统。但有一样东西没有丢失,那就是打仗的技能,凭借这祖传的绝技,突厥人的后裔南征北战,最终统治了西亚、东欧和北非的大部分土地,建立了强盛的奥斯曼帝国。当时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和奥斯曼帝国媲美的,正是中国。

又过了几百年,西欧崛起。在启蒙运动的引导下,西欧人发现了科学和民主这两样法宝,迅速强大起来。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却同时在走下坡路,这个世界的话语权逐渐落到了西方人手里。但是,没有比较就分不出好坏,而文化是很难比较的,只有战争才会分出输赢。先是奥斯曼人在和俄罗斯的对抗中吃了败仗,紧接着中国人也在鸦片战争中被击败,其结果就是,前者被沙皇称为欧洲病夫,后者被欧洲人称为亚洲病夫,这对冤家又聚在了一起,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落后就要挨打,要想进步就必须改革。奥斯曼的精英们为了挽救帝国的命运,尝试过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试图用帝国的荣誉和宗教的力量来团结帝国的臣民,一同对付强敌,但两次尝试都失败了。就在帝国即将被西方列强肢解的危急时刻,一位年轻的奥斯曼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站了出来。他坚信奥斯曼帝国早已病入膏肓,任何小修小补都无济于事,必须先跳入火堆,然后期待涅槃重生。他认为必须彻底改变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制,因为他相信一个旧体制是无法催生出一个现代国家的。接着他又把刀口对准了伊斯兰教,因为他坚信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科学民主的理念互相矛盾,两者无法共存。

他并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奥斯曼人,但却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奥斯曼将军。因为打仗勇敢,凯末尔为帝国立下了赫赫军功。他依靠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威信,率领一群勇敢的士兵打赢了解放战争,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安纳托利亚半岛近百年来最强势的独裁者。无限的权力给了凯末尔充分的条件去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他连出三刀,第一刀砍向了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奥斯曼苏丹体制,逼得帝国最后一位苏丹连夜出逃。第二刀砍向了哈里发制度,把伊斯兰教彻底从国家权力体系中清除了出去。第三刀砍向了奥斯曼人的文化传统,强行修改了伊斯兰历法,强迫土耳其男人扔掉传统的费兹帽,要求所有土耳其人都要有姓,他还强力推行文字改革,取消了奥斯曼帝国的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来标注突厥发音。

所有这些事情,清朝中国的改革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过尝试,但都没有土耳其做得那么彻底。

但是,凯末尔保留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民族主义。一来他必须寻找一种精神力量来团结民众,而民族主义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是团结民众最有效的法宝。第二,所有试图迈向现代化的东方国家都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如何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凯末尔做出了一个聪明的选择,他放弃了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标签,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传统作为土耳其的民族图腾,为此他甚至不惜编造了一个突厥传统,把西方文明的源头也算在了突厥祖先的头上。

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思想体系,更是一个行动准则。凯末尔赶走了境内的异族人,强迫所有国民从思想到生活方式全部变成土耳其人,此举不但让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且还遗留下了库尔德问题,至今仍然是土耳其的一块心病。

凯末尔的改革一开始是非常成功的。土耳其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国内局势迅速稳定了下来,国民经济稳步增长,文盲数量急剧下降,整个国家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正轨。但是,凯末尔实行的现代化改革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式的精英改革,或者套用一句政治学术语,凯末尔带给土耳其的是一种“被管理的现代性”,一旦政治环境发生改变,这种“被管理的现代性”必然受到挑战。

因为多年的戎马生涯损害了凯末尔的身体,他在5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此时土耳其共和国刚刚度过了自己15岁的生日,照理说条件尚未成熟。但凯末尔去世后不久,他的继任者就开放了党禁,举行了总统直选,正式拉开了民主制度的序幕。果不其然,土耳其的民主制度进行得并不顺利,从那时到现在,凯末尔党从来没有真正赢得过一次大选,获胜者都是偏向伊斯兰教的政党,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几乎每隔10年就要来一次军事政变的原因,亲凯末尔的土耳其军队先后三次动用武力赶走了伊斯兰党总统,保卫了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进程。这种情况直到2002年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亲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获胜,该党主席埃尔多安运用高超的政治手腕成功地控制了军队,杜绝了军人干政的现象。但是,在西方某些人看来,此事意味着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复辟了。

曾几何时,作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个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土耳其一直被西方誉为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楷模。正义与发展党的胜利让西方国家大吃一惊,在随后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事件当中,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伊斯兰教复兴的情况,和正义与发展党如出一辙。这一变故让很多人不知所措,不晓得应该支持还是反对。

实际情况到底怎样?这就必须亲自去土耳其看一看。我花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走访了土耳其的主要城市,仔细观察了土耳其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东方国家或者说传统国家如何现代化?土耳其尤其是凯末尔道路,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模式,这种稍显极端的“世俗主义”何以被选择,在行走土耳其的过程中,实则我们得回到这个国家本身,去发现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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