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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解读大片为什么被骂?成败皆在价值观

2012-07-31 16:16 作者:张晓媛来源:山东商报

简介:崔卫平,江苏盐城人,人文学者、评论和随笔写作者。写作领域有:电影批评和文学批评、社会批评与政治批评,并从事当代东欧思想的译介。出版的著作有:《带伤的黎明》(1998)、《积极生活》(2003)、《正义之前》(2005)、《我们时代的叙事》(2008)、《思想与乡愁》(2010)等。

28篇文章,涉及百余部影片,学者崔卫平从人性、心理、伦理、道德等角度将这些电影纳入公共领域中加以审视,汇集成新作《迷人的谎言》。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处理不一样的国家的影片,处理不同想象力、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智慧。

  [谈新书]

  “《迷人的谎言》这本书不仅是关于电影的,有些电影也不是关于电影的。”

  山东商报:书名很有趣——《迷人的谎言》。

  崔卫平:这是我书中一篇文章的名字。其实书名本来想用《我稻田里的兄弟》,是关于柬埔寨电影的,但是因为有些敏感作罢。后来也想过《花儿都到哪里去了》,最后出版方建议叫《迷人的谎言》,我觉得也行。

  山东商报:上周我问过周云蓬一个问题,人可以生活在幻觉里吗?现在我加一个问题,人可以生活在谎言里吗,还是宁可生活在真实里?

  崔卫平:一定要把梦和谎言区别开。每个成年人看电影时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做梦,如果不知道现实和梦幻的界限的话,是智力出了问题,把现实当现实,把梦幻当梦幻。梦幻和所谓谎言是两回事,谎言一般指的是生活里,明明知道事情是这样,非要说是那样的。在现实的面前要有一种能穿透表面,看到危机来临,有洞察力的态度,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喧嚣华丽的辞藻背后。这是一种价值的选择,看你是否越过生活表面的喧嚣,那些明显是谎言的东西,坚持正确的。

  山东商报:如此多的影片,细节,怎样做到精准记录的?

  崔卫平:尽量通过一个感性的面来叙述,比如今天要写的电影,肯定是昨天看的,我怕忘记了有些细节。

  山东商报:可以这样理解吗,这不单单是一部电影书?

  崔卫平:《迷人的谎言》这本书不仅是关于电影的,有些电影也不是关于电影的。比如谈《盗梦空间》,人心里可能有一些先天的东西,影响了对于世界的认识,很多人看世界看到的可能是被放入的东西,中国电影要学学不要把观众当傻瓜吧。电影本身在探讨某些关于哲学的问题,《骇客帝国》、《楚门的世界》也是如此。为什么不说电影中也可以讨论哲学呢?

  不要把一个东西,隔离说这是电影,我在打通电影、哲学、政治、诗歌等种种的界限。我自己选择谈论这样的电影,选择这样的片子肯定是释放我自己的某些东西,别人可能看不到的一点。对于一般电影观众来说,很多书里提的片子也许他没看过。所有的话题和我目前的思想是平行的,没必要把观众想的特别弱智。很多电影就是一个在当代世界里的人如何去思考,思考我们的社会或者政治或者释放一定关于诗意的立场。

  [谈电影]

  “观众不认同很多时候是电影价值观的问题。”

  山东商报:有那种看不下去,看得受不了的烂片吗?

  崔卫平:我看电影不会说看不下去,比如说为了工作,肯定要看下去,是作为一个研究。我不拿自己的情绪来对待一部片子。电影学院提倡大家看片子不管好坏都要看到底,选择了就看到底。一个故事看到最后才知道整个要说什么,看到底才知道不好的在哪里——我们还要说它为什么不好。

山东商报:书的最后一篇《主流电影不是主旋律电影》是从当时热播的大片《阿凡达》谈起,特别提到这部电影,是反映了您的价值观?

  崔卫平:前些年有很多大片上映被骂,我经常接受一些采访。

  为什么大片被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人、技术性的问题不存在,为什么观众不认同?我觉得是价值的问题。或者说讲故事没和价值联系在一起,比如故事里安排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他做了以后怎么办、遭遇怎样,就涉及价值观的评价问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对事情的评价,是最粗糙的一个评价。生活本身的智慧应该比这个复杂得多,应该有评价,不能做了什么和没事人一样,叙事上也显得不承接。比如他下面所做的,所遭遇的和上面的事情有先后的承接的关系,如何安排这个故事下一步怎么进行,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山东商报:我们的电影为什么不容易吸引人?

  崔卫平:很大原因在于上下文承接的关系。比如电影《窃听风暴》,主人公开始是警察学校老师的时候,教学生审讯时极其凶狠,但是后来发生了转变,他窃听艺术家夫妇的生活时,被感染,受艺术的影响发生了改变,肯定了艺术家的价值观,情感转到他们这边来了,是对他们的价值观的肯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一个电影来说你得明白。艺术家夫妇的价值观是吸引人的,窃听者的环境是沉闷无聊和不太吸引人的,这就是价值观。

  对电影来说价值观非常重要。观众对于价值观的需要也是对自己头脑里的善的、美的东西的肯定,或者对于不善的东西的拒绝。我们的电影这方面不太能满足观众的要求,即使有很多不如人意的东西,也得有基本的是非善恶的态度,或者说,哪怕事情是复杂的,你也要呈现复杂的一面。这和整个社会有关系,过去的东西已经失落,新的还没完全成型,就使得电影有时与观众的价值观走了一段相反的道路。

  山东商报:您曾说过:“就个人来说,宁愿忍受不义,也不要去做那不义的事情。我喜欢这种忠诚的态度。假设万一哪天我也遭遇类似的对待,我也绝不会从这个城市逃离和诅咒她。而我如果批评这个城市,那是因为我希望与自己在同一个城市呼吸的人们,不要特别愚蠢。”在这个时代,一个女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不容易。

  崔卫平: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是基本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坚持,或者说我一定要这样那样,我是觉得人的一生是要有个贯穿始终的东西,过去所经历的道路和思想都是有理由的。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经过社会的变化,和我们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对事情的了解,包括价值观,很多人在十年,二十年后有了很大变化,对我来说源头上确立的东西是有理由的。仅仅为了现实的利益,或者屈服于现实要放弃价值上的东西,放弃以前所认可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不幸。

  [谈女性]

  “女性要有足够的事业,足够的野心,有充分的事业或者说为自己准备了充分的能力。”

  山东商报:可以说,您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吗?

  崔卫平:我愿意说我算是女权主义者。在世界上讲究男女平等是最基本的态度,就像其他方面我认为人要平等一样:反对特权,主张平等。从我的研究来说,女性主义是政治立场也是文化立场,从我的专业上来说我做的还很不够。

  山东商报:当代女性面临的职场和家庭的两难选择在您身上似乎并不是一个矛盾?

  崔卫平:对我这个年纪来说,不存在要在家庭和工作之间选择一个,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天然的过程。我也没有为事业放弃家庭,我有很好的孩子,虽然有短暂的独身的时期。女性要有足够的事业,足够的野心,有充分的事业或者说为自己准备了充分的能力,你已经在那个位置上的话,被拖到家庭里是不太容易的,我不知道有人挣扎是什么原因。

山东商报:所有的报道里,您很少谈及个人生活?

  崔卫平:用自己的生活烦扰别人,拿出来老说,是不太礼貌的事情。每个人都有私人生活的方面,比如说,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饺子,茴香的还是白菜的完全是个人的喜好,没什么共同性。除非他的亲人或者喜欢他的人,觉得这个有意义。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有一定界限。滔滔不绝谈自己也会让别人不知道怎么接你的话题。

  我多写一些关于公共生活的话题,一个人总不能生活在情感的怀抱里。我们喜欢一个作者更多的还是喜欢他的文字。

  山东商报:也有不少读者是由于喜欢上作品,进而对作者本人产生了浓厚兴趣的。

  崔卫平:一个作者可能会因为前面的作品提供了一些信任,但是阅读的方面需要有些理性的态度。我们是来阅读和评判他的句子写下来的东西,而不是其他途径获得的印象。印象是不太靠谱的东西。你写下的句子还是需要去跟读者交流、对话。

  ■ 记者手记

  “人就是我的故乡”

  端午节的午后,济南大雨。崔卫平在盐城老家陪伴家人过节,我在小小的独立咖啡馆参加一场看片会,那天放的是伊朗电影《永恒的爱》。然后,在约定的时间,电话采访崔卫平,与她一起谈新书《迷人的谎言》。这本书关于电影,这本书不仅仅关于电影。

  据说多年前中国所有的先锋诗人,芒克、西川、万夏、李亚伟、欧阳江河,几乎全光临过她家,有些人常常一住就是好几天,喝酒唱歌,胡吹海夸,放浪形骸?崔卫平说,那是出于非常偶然的原因。“我孩子的父亲当时是《诗刊》的编辑,这是和诗人的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是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大概是1982年、1983年的时候,中国的出版界都在介绍西方现代派的东西,是封闭了那么多年所缺失的一块,人们都在读萨特、加缪、艾略特。当然先锋也是一种差异的经验,力图和传统有差异的文化。”

  提到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马原,崔卫平回忆说,大概1987年去西藏时见过,没有直接交往。“那么早就去西藏采风了啊。”我感慨说。“早吗?”她反问。“要知道,很多人都是看了心灵鸡汤读本才想去西藏游历的。”我说。“我们那时候有些朋友在西藏,在那边搞创作,写诗歌小说什么的。”她说。

  崔卫平家看电影有许多规矩。“选好一部片子之后,中途不能反悔,不能撤掉这部电影重新换上另一部片子;聊天、吃瓜子、打电话,这些事情都不允许;上厕所要提前安排好。一切都像在电影院里发生的那样。理由是:电影是一个个镜头组合起来的,如果漏看了某些部分,就像一只链条中间掉了几小节,它无法正常运转。”如果给崔卫平打电话她不接,十有八九是因为她在看片子。在微博上沸反盈天的时刻,她也在看片子。吸引崔卫平的,简单说,就是复杂的东西。“更简单地说,就是晦涩的东西。再简单地说,就是看不懂的东西。”崔卫平说。她的语气亲切温和,言辞里透着强硬和坚持,绝不轻易为将谈话气氛搞好而轻易附和。

  在北京二十年,崔卫平还是讲一口江苏普通话,没有刻意变成京片子。那种渴望改变乡音来获得北京这个城市认同的焦虑,她似乎从来没有。“每个人都会有认同的焦虑,实事求是的说。但是你是否愿意为这个认同付出代价?对于我来说,不太想为别人的承认付出太多代价,还是愿意尽力走自己的道路。实际上走出去以后,会走的很远,我出去以后回到家乡,比如昨天回家,其实走了很远很远很远,走的道路和别人的认同没关系。”她说。“我刚才想,北京是比较包容的,尤其在于这个环境能处理不一样的东西,盐城这个地方对于不一样的、外来的东西,会有更明显的反馈,有不认同或者抵制。人对于事物的差别,或者陌生的处理其实很能看出一个人文化上的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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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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