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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从“叙述空缺”到“向故事致敬”

2012-07-31 15:10 来源:文艺报

与格非的交谈,从中篇小说《隐身衣》切入,谈及他花17年完成的“江南三部曲”,追溯至《追忆乌攸先生》《迷舟》《青黄》《褐色鸟群》《欲望的旗帜》等先锋小说。他语速偏快,但节奏恰当,能让人迅速捕捉到重点。

  对访谈本身,他略有迟疑,认为“一个作家不该对作品说太多,说得多了就把自己的底给掀了”。一触及小说,他又不自禁地打开话题,进入状态,带着感性又理性的情绪。他觉得,小说在时间的流逝中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有一点是他一直坚持的——为来过这个世界的个体留下存在的印记,证明他们短暂的存在有丰富的意义,即使这些人不曾被社会和时代所关注、所接纳。

    为被遗忘的人群留存证据

    记者:在“江南三部曲”之后,《隐身衣》呈现了一种轻快的调子,讲述了一群古典音乐发烧友的故事。小说为读者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打算写这部小说的?

    格非:在写《春尽江南》时就有了一些苗头,整整17年我都在写“江南三部曲”,写到最后觉得特别沉重、压抑,甚至心脏都出了问题,就想写些轻松、好玩儿的东西。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我想写一个音乐发烧友的故事,为了避免涉及太多专业术语,就想把一个悬疑故事和古典音乐氛围结合起来。我在写法上做了一些调整和实验,但这个调整很微妙,读者可能很难觉察。

    小说埋藏着我对生活、社会和写作的理解,当然,我一直认为作家从来都不要主动表达什么。《隐身衣》写的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制作音箱胆机的也真有其人,他们是被社会遗忘、屏蔽的一群手艺人——没什么学历却对音乐有精深理解,对生活没有太多索取但对自己的行当却要求苛刻。在今天,这样的手艺人越来越少,我由衷地尊敬他们。

    记者:《隐身衣》里写到的被社会遗忘的人群,与你其他小说中的很多人相似——不为主流社会所了解,对时代、生活有着与众不同的想法,你的小说似乎对社会边缘人更有兴趣。

    格非:我小说里的人物肯定是有某种延续性的。他们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陌生的、边缘的,《人面桃花》里的秀米、《山河入梦》里的谭功达、姚佩佩,《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李秀蓉,再到《隐身衣》中的“我”都是如此。小说要表达的就是某种既普通又不普通的感情,每个人都有独特性,写作也是如此。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一个小场景都会让普鲁斯特泪流不止,大家会觉得怪异,但对一个哮喘病人来说这就是他的日常情感。

    至于边缘化,可能我的感觉、判断跟大部分人不一样,尤其在社会意识层面上我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根本上我和读者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我们都是血肉之躯,经历的事件也没有不同。写作就是要通过对特殊经验的展示,跟读者达成某种认同。我希望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告诉你我是这么看问题的,我的感情方式是这样的。如果你们能找到共同点,意识到原来我也是这样的,那可能就是写作最大的意义。

    记者:你提到在《隐身衣》里进行了实验和调整,到底是什么实验?最后目标实现了吗?

    格非:我希望在叙事上、处理上往其他方向走一下,为以后的创作做些准备,现在看来达成了我预先设定的目标。这部小说终于回归了第一人称叙事,之前的三部曲都是第三人称叙事。人称的变化必然带来语调的变化,虚拟读者的存在设定了对话的对象和前提,使得叙事节奏更加轻快。再就是小说吸收了一些哥特式小说的特征,不再老盯着社会、人生那些很严肃的东西。

    从写作本身来说,《隐身衣》写得更自由。小说的每一条线索都有无数发展的可能:这个人要不要死,是怎么死的……比如我对丁采臣的设想比最终呈现在小说里的要多很多,小说大概只用了十分之一。但当初写《春尽江南》时就很受限制,延续了那么多年的框架和结构不可能一下子丢掉。写作意味着无数的选择,每写下一个字,就为人物、故事做出了选择,这个过程会产生无穷的变化。

    记者:“江南三部曲”建构了一个始自民国、跨越上世纪50年代、直至当代的“理想国”,它是否比较完整地投射了你的精神世界?在小说中有没有延续至今的思考?

    格非:“生活的无数种可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在小说里想回答的。我想为社会历史剧变中的个体做出解释,为他们留下曾经存在过的证明,给那些没有放弃梦想的人们一个合理的依据。否则,谁又能证明他们曾经来过这个世界?“江南三部曲”写的是历史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三个时期,《人面桃花》从辛亥革命写到民国,《山河入梦》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春尽江南》则已经到了当下。在和平年代,100年跟一天差不多,时间是静止不动的。而在大变革时代,个人变得无足轻重,完全被裹挟进社会历史进程中。

    我在构思小说时总是同时瞄着七八层。最外层的就是“想表达什么”——大致说一个什么故事,时间段如何。第二层,要想好这些人物怎么活动,表达什么感情,人物命运如何,跟社会的关系是疏离还是统一。再往后越来越细、越来越多,小说最后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我要表达的。

    “回到故事”是全世界作家的选择

    记者:“江南三部曲”让人觉得很“慢”。对江南乡村的描写,对民国时代氛围的渲染,对古典诗词戏曲的偏爱,都使小说具有了一种古典趣味,但今天很多人不屑于也不耐烦传达这些。

    格非:你觉得我写江南乡村是在写景,但其实是写我跟“物”的关系,一草一木、一楼一阁,表达的是我与世界的彼此观照。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异化。过去,人与物是有机的,人观物、物观我,人与物可以交流。那时候,时间是一点一点被用掉的,时间中包含着人的体验,时间包含着意义。今天,我们谋杀了时间,这也是我们变得悲惨的原因之一。

    《人面桃花》中写民国的部分调动了我童年的生活经验。那时江南乡村生活着很多老人,他们会写诗作词唱戏,一言一行带出来的范儿都跟今天的人完全不同。我只有坐在稿纸前,拿起笔才能把他们召唤出来。往日的经验、人物会自动跳出来。写作最好的状态就是灵魂出窍,那是对记忆的一种特殊召唤。写作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但又是一种奇妙的享受。每当我做出一个还算像样的东西,便会觉得踏实。现在回忆当年写的作品,有时觉得羞愧,如果能多花一点时间,可能会写得更好。有的小说名声很大,但我不愿多谈,觉得不甚满意;有些别人觉得不怎么好,但我觉得还过得去。

    记者:上世纪80年代,你的先锋小说备受关注,评论界不断解读其中的“叙述空缺”。到了“江南三部曲”及《隐身衣》,则显示出向文学传统的回归。有人认为,“格非的小说从现代主义退回到了古典主义”。真的存在这种转变吗?小说该怎样面对传统?

    格非:很多人觉得我后来的小说从现代主义退回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这个说法不对。我的确重新回到了故事,但其本质与之前的小说是相同的。之所以有这些变化,是我对小说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

    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当时我们甚至产生了在今天看来错误的“西方中心论”,完全套用西方模式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场景化、碎片化,以空间取代时间,以场景代替故事。我们吸收各种理论和思想,疯狂地进行各种文体实验。

    到了30多岁时,我突然想明白了。现代主义文学丢掉故事其实不过100多年,而故事从诞生起已经过了多少万年的积累。现代主义文学的100年里虽然出现了无数文学巨匠及里程碑式的作品,但仅凭如此就能抛弃故事吗?于是,我开始研究19世纪中期的那些作家,如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既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开端,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结束。我发现,他们还是保留了故事,只是在故事的基础上作了很多探索。同时,我开始重读话本、传奇、“三言二拍”,发现中国从古典文学到现代小说的演变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思考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我开始怀疑100年来极端化的现代主义写法,至少它不是一条必须遵守的戒律。这促使我重新考虑小说的写法,认真面对故事。回到故事,不仅是我的选择,而是全世界小说家不约而同的选择。马尔克斯、帕慕克、拉什迪、波拉尼奥都选择重新进入故事,这是对古老的故事的一种敬意。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小说必须要解决与传统的关系。古老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小说的文风、文体、节奏都该有所不同。今天大家都在谈小说该怎么呼应传统,在我看来,小说要与传统建立关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别开生面。传统已经在那里了,而且非常强大,我们不可能回到《红楼梦》《金瓶梅》的写法。作家只有破坏传统并使其发生变化,才可能与传统平等对话,这样的写作才有效。每一次写作都要有新的变化,哪怕它很微弱、很内在。

    今天的写作要面对更大压力

    记者:你对小说的看法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是否意味着当年先锋小说所坚持的东西,在后来的写作中差不多被颠覆了?

    格非:现代主义文学的许多东西,我到现在依然认同。它为小说提供了远超从前的变化,那些技法和表现方式我写三部曲时也会悄悄使用,但不会像当年写《褐色鸟群》时那样直接了。那种写法是今天的我不能忍受的,我开始用更内在、含蓄的方式来表达。

    小说发展到今天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小说的功能。小说曾经是可有可无的,作家一辈子就写一本书,心有余力则修文。曹雪芹他们活着根本不可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后来,现代小说强调社会性、启蒙性,文学的意义被放大了。小说要换稿费、得奖、产生影响……这个高扬文学功能性、社会性的时代也结束了。今天的小说变得无比丰富,但再也不会产生那种集束式的效应了。写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我觉得一天不写小说就要死了,这一天就虚度了,现在好像没有这种压力了,这跟对写作、生活的理解有关。

    记者:回顾当年那一拨作家的先锋写作,你觉得那种先锋的姿态和意识在今天的小说中是否依然存在?

    格非:上世纪80年代的10年就是时间岩石中的一道缝隙,文学在这道缝隙里长势旺盛。今天,先锋的姿态和意识依然存在,但已经很难形成当时的冲击力了。因为你写什么、怎么写都非常自由,大家反而不会在文体上强烈要求反叛了。比如,在当时,写性是有意义的,它意味着对某种压力的反抗,但在今天写性可能更多带有消费主义的意味,我们不过看看而已,暧昧而已。其实,今天作家们面对的是比那时候大得多的压力,今天的写作必须要解决与市场、消费以及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作家们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才能抵抗这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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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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