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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在诗歌内部忙碌

2012-07-31 13:47 作者:李建周来源:《人物》杂志

王家新是当代少有的创作生命力持久旺盛的诗人。当许多80年代红极一时的诗人纷纷淡出诗坛的时候,王家新却不断以新的姿势把自己的诗歌推向另一个高度,在这样一个价值混乱、精神贫乏的年代,不得不让人感叹他的坚韧和执著。

从上大学组办珞珈山诗社开始公开发表诗作到今天,王家新的诗歌生涯已经持续了整整30年。德国汉学家顾彬给王家新的诗歌以高度的评价:“王家新属于少数一批坚持下来的诗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让步退缩。他的诗能够代表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歌创作。从他的诗中,读者可以直接进入他的个人生活,同时可以看到诗人从困境中带来了多少生命。”的确,在30年的诗歌历程中,王家新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诗人。无论是诗歌狂热的80年代,还是诗歌远离公众的90年代,我们都能发现王家新活跃的身影。

2004年2月,王家新在德国波恩“艺术与身份:东西方美学国际研讨会”上,右侧为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

2004年2月,王家新在德国波恩“艺术与身份:东西方美学国际研讨会”上,右侧为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

1992年在荷 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

1992年在荷 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

2007年冬在华盛顿

2007年冬在华盛顿

贫困童年植下最初“词根”

作为靠生命本色从事写作的诗人,王家新在时代的巨大压力下揭示出精神生活的本质性的东西,从而使他的诗歌呈现了某种光辉的品格。“他必须在大雪充满世界之前/找到他的词根;/他还必须在词中跋涉,以靠近/那扇唯一的永不封冻的窗户”(《尤金,雪》)。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对“词根”的艰难寻找使王家新的诗歌和时代构成一种对称关系,从而使自己的诗歌保持了一种内在的深度。诗人置身在历史的断裂处,深入到内心的黑暗之中追问自己,不计代价地进入到诗歌和语言的内部去工作,展示了个人在历史现实的错动中复杂的心理变化,呈现了一种文化的精神质量,因此他的诗被称为“当代中国诗坛的启示录”。

王家新的诗歌创作跨越很大,贯穿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虽然经历了多次转型,不同阶段的诗歌形态具有很大差异,但是对现实境遇的审视和关注始终成为他诗歌的基本底色,显示出一代人身上特有的精英主义色彩。如果从个人写作起源上考察,这恐怕与诗人挥之不去的“贫困的早年”的记忆有很大关系。正是物质和心灵上的双重贫苦,给诗人带来苦难和希望,同时也构成其诗歌的记忆和起源。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王家新的童年经验中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一份焦虑和压抑。这种创伤体验伴随着王家新的成长岁月,而在遭受不公的特定阶段难免会在心灵上投下巨大的阴影。比如初中毕业时,尽管王家新成绩优异,但是因为毕业评语上有“有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思想”几个字,他无法迈入高中的大门。这让一个涉世不深、敏感多思的少年真正领略到了命运的残酷。虽然经母亲奋力争取,最后他进入区高中就读,但是这次事件无疑是促使王家新对时代和个人命运进行思索的一个契机。正是这个时候,颇有几分傲气的王家新开始远离周围的同学,慢慢变得越来越内向,最后完全躲进了书本中。在那个荒漠般的年代,没有书读的痛苦折磨着少年王家新,无书可看的他甚至曾架着梯子去看天花板上糊的旧报纸。后来王家新有幸从同学处借到《冯至诗文选》、《曹禺剧作选》、《殷夫诗文选》等十多本书,当即如获至宝,这些书成为他成长中隐秘的精神伴侣。也正是这个时候,文学之梦逐渐照亮他孤寂的岁月,他经常在周末回家的山区公路上大声背诵冯至、殷夫的诗。冯至早期那些抒写青春苦闷的诗,在王家新心中唤起了一种诗的觉醒,他开始尝试写作。

1977年岁末的大雪中,在区农化厂劳动三年的王家新接到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多年后,诗人对那一刻仍然记忆犹新:“我浑身战栗,几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更没想到它已在骤然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一九七六》)。确实,这一年对于那些扎根农村的知青来说,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真正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王家新是幸运的,荒凉时代种下的文学种子终于开始发芽、成长,他终于有了圆文学梦的机会。上初中时,王家新在一部描写大学生活的小说《大学春秋》中,读到“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是民族的耻辱”这样的话,当时就决心要当一个作家。进入大学的他或许又想起了当年的豪情,近乎狂热地投入了文学的怀抱。在改革开放之初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的文学热潮中,《今天》等杂志也“像火种一样在大学里传送”。受其影响,在樱花盛开的校园,他组办诗社,参与大学生刊物《这一代》的编辑,并开始在《长江文艺》、《诗刊》等杂志发表诗作。这期间王家新创作的《桥》后来在许多高校传抄。大二时创作的《在山的那边》,后来还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了初中语文课本。这一时期,与北岛、江河、杨炼、顾城、舒婷等诗人的交往,对王家新的创作和人格产生了深长的影响。同时,他又从曾卓、公刘等先辈诗人身上承继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使得他的创作对现实境遇保持了高度的关注,不过仍然处于青春期写作的王家新当时对现实的处理是集体性质的,没有显示出鲜明的个人性。从在幽深厚重的北京历史馆发思古之感慨的青年学子(《北京印象》),到站在岁月岸边,期盼时代之船靠岸的新时代青年(《“希望”号渐渐靠岸》),诗歌中展现的诗人形象十分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和社会规范。由于这些作品和一部分朦胧诗非常接近,以致许多诗歌选本将王家新归入朦胧诗门下。

当王家新怀揣梦想准备跨进自己的理想殿堂时,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他被分配到鄂西北山区的郧阳师专。对于刚刚体验到创作高峰的诗人来说,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确实是一种日日焦心的煎熬。不过反过来说,对于诗歌创作本身来说,那些黯淡的日子恰恰给诗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在青春期的狂热与当下的清寂的巨大反差中,他体会到一种更深层次的命运的力量。这期间王家新创作的组诗《中国画》真正开始显示出个人的特色,尽管这组诗受到当时“文化诗”的一些影响。与此同时,这次经历也使王家新开始逐渐与热闹的诗坛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在他的笔端,已经开始出现自己秘密寻找的个人“词根”,这对于诗人来说,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在《触摸》这首写于1985年的诗中,诗人写道:“摸到了那条根/我就会听到整个世界的搏动/为此我写诗。我敲打语言的硬壳/一阵清风透过所有的裂缝”。这种从“词”入手而不是从以往的抒情或思考进入诗歌,导致的是生命与存在的洞开,王家新由此撬开了一条通向诗歌本质的大门。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诗歌的可能性,灵魂的可能性,都存在于对词语的进入中。正如王家新在《加里·斯奈德》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粗糙的手插进泥土里/摸到了事物的根”。此后,这种对称于时代,寻找自己“词根”的努力贯穿于他的创作。

恋上北方的雪

推迟了三年,王家新终于到了心向往之的文化中心北京,在诗刊社作品组从事华东片诗稿以及外国诗的编辑工作。这种命运的延宕使诗人对自身现实处境增加了一份清醒和执著,自觉远离了那些急于弄潮的先锋诗人。所以,在第三代诗歌风起云涌的时候,王家新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和群雄并起、山头林立的第三代诗歌显得格格不入。与此同时,他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投向了使他心灵为之震颤的北方景观——严酷的乡村、辽阔的长空、呼啸的风暴、漫天大雪长久地萦绕在他心头。很自然地,具有人文地理学色彩的“北方”成为王家新的诗歌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这里,王家新蓦然发现了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词根:“雪”。由这个词根所牵引的北方景观成了诗人心灵的对应物,它使在王家新体内久久燃烧的寒冷得到了命名。这时,在诗歌加速的时代王家新渐渐放慢了自己的创作步伐,转向一种更加有难度的写作方向。直到今天,北方广阔严峻的存在一直缠绕在诗人心头,从《冬天的诗》、《变暗的镜子》两个诗片断可以看出,诗人一直在不断重返这一主题。

90年代的门槛儿上凸显的是历史的巨大错动带来的茫然无告的精神场景,诗人们纷纷感到历史的深刻中断和以往语言规约的失效。离开诗刊社的王家新在《转变》一诗中写道:“风已彻底吹进你的骨头缝里”,“一切全变了/这不禁使你暗自惊心/把自己稳住,是到了在风中坚持/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历史的强行进入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写作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历史的断裂处王家新彻底完成了个人诗学的建构。在痛苦的个人现实境遇的审视中,诗人通过重写西方文化场景,与西方作家进行精神对话,完成了自己的个人诗学。《瓦雷金诺叙事曲》预示了这种新的写作可能性。诗人精心选取叙事场景,帕斯捷尔纳克小说中的主人公日瓦格深夜写诗,却面临着狼群围攻的危险。这是诗人日瓦格的不幸,也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王家新通过对异域诗人命运的叙述,“把苦难转变为音乐”,构筑了本土先锋诗人特定历史阶段的“心灵史”。此后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组诗《反向》都传达出一种震撼心灵的东西,诗人将个人命运的苦难置于时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空间,发掘那消失在岁月深处、湮没在历史阴影中的心灵痛楚,从而在一个缩略时代真正承担起历史的重负。

旅欧后的“盘峰论争”

1992年,王家新远赴伦敦,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欧洲旅居生涯。其间在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等众多国家游历、参加诗歌节、朗诵、讲学、访学。回国后,又多次到美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游历、访学。整个90年代王家新先后有三四年的时间在欧美,生活比较动荡。这种经历为他的诗歌打开了一个宏阔的世界文学的幽深背景,使他的诗歌变得越来越深远和宏大。王家新的思考也远远越出了本土的界线,开始与更广阔时空中的诗人、作家对话。正如米沃什所说:“一个波兰诗人无论住在哪里,其真正寓所是他国家的历史。”王家新尽管作品中引入了大量西方文化场景,但他的诗歌处理的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分崩离析及其悲剧性,并力图以自己的诗歌方式承担起当下生存现实。《词语》类似一部精短的箴言录,诗人用直接而简洁的方式揭示人类生存的困境,借助词语本身的力量,把关于存在的思考推进到了诗歌和哲学的边境地带。《纪念》将作者两年的旅欧经历所体验的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冲突紧缩在一次简短的火车旅行中加以处理。《孤堡札记》取材上带有自传的痕迹,把批判主题从社会现实范畴扩展到历史文化领域。这些作品构成了90年代先锋诗歌的重要收获,但是同时这种写作方式却引来了一些人的批评,以致引发了1999年的“盘峰论争”,王家新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受到了来自“民间写作”一方的激烈批评。

“盘峰论争”之后,王家新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创作上出现了新的气象。一方面他持续开掘以往的写作主题。比如诗片断系列的写作、对西方文化场景的重阐,这构成了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诗人不断的返回恰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进入,《变暗的镜子》和《未完成的诗》是具有代表性的新收获。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一些作品中有意识地让过去的诗与现在的诗对接,而由于时空的分割构成一种有意思的对话关系。在《八月十七日,雨》中,王家新有意用了早年的作品《练习曲》中的一个细节:一个人“在街上走着/裹着一件旧雨衣”。但这首诗又是全新的创造,和以往诗歌相比,这首诗语言更富质感,更加强调了具有凝聚力的细节的力量。读者好像被雨中的世界笼罩,陌生而又熟悉的景观极富感官性和现场感,引发人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哲理性反思。

另一方面,或许与住在昌平燕山脚下有关,王家新开始在诗歌中处理与自身生活紧密相关的现实中的本土经验。他的很多诗都注明写在昌平上苑,诗歌中的场景也多为乡村生活场景,这种风景的选择或者意味着诗人对失重的现代生活的有意规避。同时,早年的人生也出现在诗人的视野里。诗人试图在打捞童年经验的过程中将它处理成一种接近本质的精神性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正是在童年时代所惊讶的那些非个人的、谜一样的东西决定了其后来的写作。《少年》、《一九七六》等作品正体现出诗人将早年经历与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相关联的探索,通过一些非常个人化的生活细节,写出一种刻骨铭心的经验。

今天,在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的轰炸下,文化现象的异彩纷呈和文化精神的萎靡不振奇妙地扭结在一起,文化正在演变为一场场滑稽戏。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王家新经常羞于在人前说自己是一个诗人,因为他看到了许多诗歌写作者以自我戏剧化的方式进行的集体狂欢,他们将诗歌变成了一种宣泄性的表演。而在王家新看来,诗人是为诗歌工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和精神工作的人。实际上,王家新正是这样的诗人。多年来,无论是写诗评还是编教材,无论是游历还是教书,王家新都始终围绕着诗歌,围绕着自身的诗歌写作,这使他的诗歌创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王家新一直在诗歌内部工作。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当然需要内心拥有一种坚定的力量,正如他在《变暗的镜子》中所警示的“活到今天,要去信仰是困难的,而不去信仰是可怕的。”而从漫长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他正是通过历史的透镜不断审视那“灵魂的裂隙中呼啸的西北风”,将个人经验转化为铭刻在灵魂里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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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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