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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普世价值是有条件的

2012-07-31 13:33 作者:苏娅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普世价值”是否能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而与之相对的“相对主义”又如何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文化与社会交流越来越频繁、热烈的今天,为何由信息“同质性”所致的封闭同样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交流”成为一种应和?针对上述问题,12月22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接受了本报专访。

“普世价值”是否能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而与之相对的“相对主义”又如何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文化与社会交流越来越频繁、热烈的今天,为何由信息“同质性”所致的封闭同样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交流”成为一种应和?针对上述问题,12月22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接受了本报专访。陈嘉映认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每个民族各有各的文化,这些说法没有什么错。但这些说法往往带着潜台词:我这种文化是一个封闭体,完全不可能与别的文化交流,你不能来评价我,影响我。这段‘潜台词’,使得我们在理论上导向狭隘的民族主义。”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很多人认为,谈论“普遍主义”、“普世价值”似乎是比较方便的,但你对“普遍主义如何可为”有疑问。首先,想听你谈谈对“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基本看法。

陈嘉映:人们讲到普遍的东西,一般是说我们能够从各种特殊的东西里找到某种共同的东西。比如说,美国人和中国人不同,但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人,都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又比如说,我们谈论文学作品,会说“写出了普遍的人性”。

但是,这么说,即使没什么错,也没有多大意思。就说“这部作品表达了普遍的人性”,这个普遍人性,要么落在18世纪的哪个法国人身上,要么落在20世纪的中国人身上,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有不同的样子。也许都是爱情?写出了普遍的爱情?这么说没什么意思,因为它只有写出了这个人这种特别的爱法儿才有意思。

再讲个政治的例子,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你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人,人总有共同之处。是,我们是有共同之处,但问题是,惹出麻烦的,导致冲突的,是我们有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诉求。你告诉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共同的东西,这没有什么帮助,不解决问题。张三谈论文明的冲突,李四说,这些文明也有共同点,这有什么帮助呢?导致冲突的本来是特殊的东西。

有些东西应该变得更普遍些。例如,西方先确立的公民政治权利,很多我们也应该接受。需要一条一条论证我们为什么该接受,而非因为它们天生是普遍的。那种关于普遍性的理解太偷懒了,没什么意思。谈论“普遍价值”很方便的,政治上正确,但很空洞。实情是我们在争取把某种价值变得更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

日报:普遍的价值也是有条件的?

陈嘉映:对,它是有条件的。但你要是说它在一定条件下是普遍的,这么说也没说出什么,那跟相对主义也差不多。相对主义也无非是说任何价值都是有条件的。

所以,我认为现在流行的对“普遍价值”的提法,尽管体现了某种追求,但理路不对,无助于矫正“文化相对论”实际上试图导向的结论。

所谓相对主义或“文化相对论”,如果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每个民族各有各的文化,这些说法没有什么错。但这说法往往带着潜台词:我这种文化是一个封闭体,完全不可能与别的文化交流,你不能来评价我,影响我。无论你做出何种批评,都是从你的立场出发的,而我说什么都是从我的立场出发。

一个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传统不能被批评,不应该受到外来影响,无法改善。这种传统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严丝合缝的体系,在文化的内部一直是可以反思和批评的。

所谓中国文化传统,不是说它内部都是同质的东西,这个传统内部有多种多样的取向,争辩、批评,这些东西给予传统以活力。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而是应该向别人学习。每个民族有它自己特有的文化,听上去振振有辞,但它的“潜台词”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

日报:说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你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厚度的精神生活是渗透到现实生活中的,与生活方式相关联,而不存在一种绝对独立的灵性生活。那么,在生活方式被完全改变的今天,如何承续一种有厚度的精神生活?

陈嘉映:精神生活可以从两个层面说。一是上层的精神产品,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过特别辉煌的精神产品,诗歌、建筑、绘画等。另一个是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精神性。文化是一个双向的“化”的过程,只有植根于日常的精神生活,才能延绵地产生上层的精神产品,反过来,上层精神创造也渗入日常生活。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经历了极为剧烈的转变。西方的现代化转变是从其自身历史中演变出来的,中国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文化的遭遇和碰撞所致。西方只是现代化,而我们是现代化加西化。

如何承续?先得休养生息。所谓文化,“化”是个缓慢的过程。如果只谈眼下的文化发展,首先是不要对文化干涉太多、规划太多。与经济相比,文化繁荣更多依赖于自发的活动,必须让各个阶层的人在自由的条件下做他们自己的事,才能够发展。

日报:我们喜欢用“世界是平的”来描述现实,还喜欢用“我们都是普通人”来描述自己,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描述精英的身份?精英在今天又如何影响生活?

陈嘉映:在一个很平的世界里,一般来说,我们不谈论精英,我们只谈论成功人士。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一个单调的、平面的尺度来衡量人,就谈不上精英了,我们只能衡量出谁是成功的。

精英首先和什么相关联?我们必须让各种各样的活动去自发地形成自身的评价标准,比如说“什么诗是好诗”这件事,首先应该交给写诗和真正爱诗的人去评价,我们无法定一个外部标准去评价。但是,这些写诗的人和热爱诗歌的人也不是天然地就能拿出一个标准的,他们的标准在写和读的活动中不断生长和更新。精英总是扎根在某种特定种类的活动中,比如某人可能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从外部尺度来衡量,他并不是一个成功人士。要出现精英,就要给各种带有精神文化形态的活动以休养生息的空间,让他们能够自由地生长,慢慢形成其自身的传统,精英只有在这样的传统中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标准,用“挣多少钱”这一个外部数量的标准,只能衡量出谁是成功的,而不能衡量出谁是精英。在今天我们谈论精英是很苍白的,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来支撑这个话题?

日报:有一个现象,或许是出于信息交流的频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界人士,很多跨界人士未必出自深思,是否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形下,依赖大众对他们发出的信息做出判断也很危险?

陈嘉映:你描述的这个现象很明显,而且大家都觉得不妙。这背后有一个社会状况在支持它,世界变平了嘛,这是真正令人苦恼的地方。必须有各种不同的小传统,必须有文化上的不同阶层,才可能产生特立独行的声音。

今天人们天天在谈交流,然而,没有来自不同传统的真知灼见,没有不同文化层次间的交流,同质的声音之间有什么可交流的?最多是两种相反的、然而却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观点,两边各有大量听众,都在争取听众,却看不到智性上的推进,这实在不能算交流。

深思的人从来不多,也不能多,大家都深思的社会不是很古怪吗?但没有深思的社会平板得没意思。

现在的媒体方式不利于形成深思。相对于思想,媒体过于强势。这倒没什么,思想可以依托学院跟媒体达至某种平衡。最不利的是,我们的学术体制糟糕到了极点,官家垄断了所有资源和评价,毁掉了思想文化发展自然而然需要的层级,把所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拉到同一个低平面上。我常希望,有没有可能在官家体制之外,发展一些民间书院这样的地方。但这需要民间财力的支持。官家能不能给点儿空间?民间资本有没有这种品位?

日报:E.M.福斯特把生活视为“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他认为存在着一种随时间流逝正在发生的生活,同时存在一种流离于此的“内心生活”,他把它称为“价值生活”,是一种经过反省的生活。在你看来,“反省”这样一种内心生活如何才能更有效?

陈嘉映:教伦理学的人都记得苏格拉底说的一句话:“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但很多人对这话持有一定的怀疑。“反思”也有好多层次,并不是只有哲学家在那儿翻来覆去想才叫“反思”。普通人中间,那些善良的人,有生活智慧的人,不见得成天翻来覆去思考,但他们并非完全处在“自然状态”中,只不过他们的反思以更微妙的方式发生。很多文艺作品,尤其表现“草根生活”的作品,它们能够表现出这种微妙状态。

我们可以套用艾柯的“诠释与过度诠释”说,有反思,也有过度反思。我们要不断地把反思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这样的反思才能使反思这一活动持续进行下去。否则,反思从你的生活中脱离开来,变成了空转,这样的反思,转得再起劲,吃不上力。总之,不能把反思理解为一味盯住自己的肚脐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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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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