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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伟:少数派报告(3)

2012-07-20 17:15 作者:曾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汪建伟的多媒体个展《黄灯》从4月1日到6月26日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意外的是结构:展览被分成4个章节,每过十几天,空间形式和作品内容即被全部替换一次。对观众,《黄灯》可以是完整作品,也可以停滞为片段。很多人问他这4个章节之间有没有内在结构上的联系,但汪建伟想谈的只是思维方式的关联:《黄灯》的感觉,给了我一个现在身处的这个社会比较准确的一种状态。

汪建伟记得当年郑胜天为学生放的幻灯片是大型装置《火烈鸟》,这件作品在美国芝加哥机场。2004年,汪建伟作为访问学者去芝加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机场的《火烈鸟》。从那堂课开始,汪建伟发现自己拥有的关于艺术的经验并不是全部。“这对我是决定性、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颠覆了我所有的经验。以前我到毕加索可能就停止了,但装置把我带到了杜尚和博伊斯,我对绘画动摇了。”

在浙江美院油画系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没有画画,完全是在密集阅读中了解外部世界。熟悉的世界以外,有没有你拒绝的东西?汪建伟这样自问。他想起高中时自己最拒绝的是科学,决定重新进入。“在新街口的书摊上我买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艾什比的《大脑设计》。可能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这几本书,但这些阅读对于我是决定性的。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果你不回避艺术也是人类全部知识的一部分,那就应该回到另外一个逻辑上:为什么不能使用人类的全部知识来思考艺术问题?这是我一个革命性的原点。”

曾经得过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的汪建伟没有参与“八五美术运动”,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直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装置艺术和多媒体戏剧。他是第一个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被西方认为是艺术语言最为国际化的一位。1994年,他的实验性艺术项目《循环-种植》成为具有相当传播度的作品。他回到插队的地方,说服当地一个农民拿出一亩地做试验,协议是他负责提供新品种小麦种子,农民负责播种,风险与收益由他们共同承担。结果试验田亩产800斤,当地其他农民的最高亩产才700斤。汪建伟和那个农民把收成分成4份,交公粮、留种、农民的口粮、自己的收成。整个种植过程他用傻瓜相机记录下来。汪建伟用他的“艺术家身份”,探讨以这样一种身份进入其他领域时所产生的新的关系。在成都,汪建伟后来又做过另一个和种田有关的作品。那个时期城市快速扩张,他发现城里建一套商品房,农村就被征用了一块地。“我就在成都找一个最流行的户型,大约60平方米,是建筑师刘家琨推荐的,说这个户型卖得最多。我把同等面积的稻子带土移植到户型里,头3天郁郁葱葱,然后就迅速枯萎了。”

汪建伟最不愿意听到艺术家要去关注社会这类说法,他说感觉像是艺术家要游过一条河,到对岸去肮脏一下,再回来洗个澡。“对不起,你就是社会,你的问题就是社会问题,用不着去伪造他人的问题来获利。我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非要让我可理喻,要我做安全的事,老是用大多数来威胁我,说大众不喜欢。我不能想象,如果艺术连自己的民主都不能实现,它还能够去为另外一个民主做什么呢?少数不应该有道德优越感,多数也不应该有。”■

“不可理喻是当代艺术承担的重要角色”

“当代艺术所存在的最基本的位置应该是制造匮乏,不需要去制造众多娱乐中的再笑一次,再哭一次。”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跟你一起观看《黄灯》的第三章《内战》,感觉你的自我阐释对于你的作品很重要。

汪建伟:这是我每次要面对的。其实我只是在谈制造了艺术品的艺术家,不谈作品本身,因为我的这个语言系统和作品自身的语言系统是并置的,它不提供对作品一对一的解读。但这样又容易遇到一个误区,好像艺术家只要做就行了,最后让艺术品说话——这个概念里面最大的问题是艺术家已经接受一个契约,就是眼见为实。这样会退得更远,退到栩栩如生这一步上去。眼见一定为实吗?实际上看不到的世界决定了我们看到的世界。这是我喜欢重复的话。所以我谈得更多的,简单说是作为艺术家个人对社会、对知识的一种态度,它也许可以连接展厅里的作品,也许不能。

三联生活周刊:可不可以说,你并不关心作品是否被人看懂?

汪建伟:关于“不懂”,我觉得都可以写成一本五六万字的书了。我刚开微博那天,就坐在对面那个位置,整个下午微博上都在谈“不懂”这个词,我回了一条:“不懂”是所有人面对社会的状态,不要把它当成我的专利和当代艺术的专利。为什么一定要对艺术家追问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一个关于“不懂”的世界,它只是此时此刻的一个位置,你到达了和你没有到达。所以我更愿意听人谈论不喜欢或喜欢。“不懂”其实是比较绅士化的拒绝,里面有一种权力化的结构,是一个想与不想接受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换个词,就是你刚才说的“到达”和“没有到达”。比如从一次观念生发到艺术作品完成,你想到达什么位置?

汪建伟:艺术家在每一个创作阶段肯定都穷尽了他的劳动,但随着时间变化,也许你会认为他到达得不准确,或者很准确。我不是太在乎这种“到达”,因为在我看来“不可理喻”是当代艺术承担的一个重要角色。真的让当代艺术可理喻了是个什么局面呢?那就是红五月歌咏比赛,是一部催人泪下的电视剧。我没有丝毫贬低这些东西的意思,我只是认为在当代社会,当代艺术所存在的最基本的位置应该是制造匮乏,不需要去制造众多娱乐中的再笑一次,再哭一次。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的民主,是通过艺术家对“不可理喻”的强调才彰显这个社会真正的民主,而它要攻击的,是这个社会不给予当代艺术“不可理喻”的位置。

2007年我被邀请参与策展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发现”板块,当时我做了件事情,就是把标题中“发现的惊喜”的“惊喜”二字去掉了。我写了一段话:发现意味着挫折感,意味着对从前秩序的纠正,所以也许是不愉快的。发现从来不是惊喜,发现就是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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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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