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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2012-07-19 14:30 作者:李鸿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传承以及文明的养成——出版业,尤其是一家出版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功用与价值何在?10年前,在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里的感慨,现在演化成了一个疑问。在纪念三联书店成立80周年之际,如果我们以这家书店的历史为线索,我们将会发现什么样的答案呢?

三联书店第一次全国分店经理会议合影(摄于1950年三联书店总管理处)

 “钱锺书60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60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锺书集》只能是菲薄的奉献。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这是杨绛为《钱锺书集》所写的序。这序,有个很有意思的标题: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

在三联书店地下二层的那间读者服务部,翻阅十大册的《钱锺书集》,钱锺书先生穷其一生的思考与学问,就这样被读者如我轻轻捧在手里。在那个逼仄,四壁皆书的小间里,翻开有着淡淡油墨香的这套大书,难免感慨万千。

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传承以及文明的养成——出版业,尤其是一家出版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功用与价值何在?10年前,在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里的感慨,现在演化成了一个疑问。在纪念三联书店成立80周年之际,如果我们以这家书店的历史为线索,我们将会发现什么样的答案呢?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出版机构1948年在香港联合,这就是“三联”书店的来由。只是,我们稍加前溯,追索这三家出版机构的前身,其共同点一目了然——它们都是由杂志演化而来。《生活》周刊创办6年后,有了生活书店(1932);而《读书生活》杂志独立一年后,就诞生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5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情报》与《中国农村》的主持者薛暮桥、孙冶方……成立了新知书店。

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这是当年《生活》周刊能够销售15.5万册,可以跟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不相上下的原因所在。或者,从历史的后点来看,韬奋先生更有价值的选择是他创立了生活书店;书刊融通,这一选择,即使在抗日救亡年代,也使知识分子进有“言论救国”的舆论平台;退,亦有启蒙民众,并积累知识与传承文化的载体。

这是一个由“救亡”而起,然后进入“启蒙”,最终成为一家创造性学术出版机构的历史轨迹。自韬奋先生始,经胡愈之、徐雪寒,直至范用,他们的努力,有重大阶段性价值的成果在1986年;这一年,三联书店成为独立出版机构。在新的时代,三联书店有了创造知识与文化的机会与空间。

在这样的空间里,近30年来,三联书店贡献了费孝通、巴金、钱锺书杨绛夫妇、金克木、黄仁宇、吴敬琏等无数思想与学问家的著述;在这个时代,讨论诸如三联书店跟知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其实,我们需要倾听的,就是这些思想家与学问家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尤其是他们伟大的创造,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

著作家,或者说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与学问家,他们与出版机构的关系,杨绛先生很淡然,也很淡定地给出了她的要求。理解一家出版机构与知识和文化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要点所在。

学者许纪霖描述:“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

杨绛先生的结论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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