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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50年代三联书店的三年

2012-07-19 11:2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与时代同行:80周年的三联书店,它的历史,当然浓缩了我们时代的信息;同样,它也在以自身的努力,回应着时代的命题。

左至右:沈静芷、黄洛峰、徐伯昕在香港主持三店合并成立三联书店(摄于1948年)

无论理想与志趣,还是实际的人脉网络与出版资源,三家出版社有着天然的融通性。1945年10月22日,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宣布合作,组成三联重庆分店。这是三家出版机构联合起来的第一次有实质意义的尝试。

1948年10月26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香港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这是香港中共文委做出的决定。三家出版机构合并的大会,实际也是书店出版人开赴解放区的誓师大会。三店合并完毕,在党的指示下,绝大多数人员进入解放区,进入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随即也由香港迁至北京。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给三联书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予以明确结论:

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

1951年8月,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部正式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的编辑出版业务并入人民出版社后,三联书店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独立的出版社不复存在了。据后来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陈原回忆,1954年上半年(或1953年底),胡乔木同志在中宣部开过一次会,建议恢复三联书店编辑部。查阅1954年1月9日由中宣部递呈中共中央并经批转的《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其内容确如陈原所回忆:“应在人民出版社内部设立三联书店编辑部……三联书店应当更多出版著作书籍,以便使党员和非党员作者的各种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用处的作品都能印出来。此外,许多旧的学者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据的著作,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这类著作一般可由科学院出版,但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亦可酌量选印。翻译书籍中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外,各种古典学术著作也应陆续有译著出版。三联书店可以较多出版社会科学及其他古典著作的译本。”

庆祝三联书店成立联欢会现场(1948年摄于香港)

这一插曲,使当时的三联有了自己的编辑室,并下辖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6个编辑组。已由校对升为人民出版社秘书的沈昌文回忆:“这其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陈原亲自领导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当时也是中央来的指示,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要翻译出版1.2亿字的世界学术名著。于是,三联就由陈原负责来做,陈原下面主要就是戴文葆和史枚两位。我就协助他们制订计划,做得非常辛苦。订出来的计划,我们内部叫‘蓝皮书’,因为这个计划的封面是蓝色的。”这个计划的初稿由史枚拟出,最终经过反复讨论后,陈原定稿,形成《外国名著选译12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其收书1614种。

循此线索细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在此计划下,第一部重要的译著即为黑格尔的《小逻辑》,随后又出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当然,更多的译书则是苏联学者的著作。译著是此时三联出版的一个方向。

另一个出版方向则是中国学者的著作。这其中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高名凯的《语言与思维》、陈登原的《国史旧闻》、周纬的《中国古代兵器史稿》、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邓之诚的《桑园读书记》等等。这些学术专著,在其后几十年里,一再重印,在学术史上各有其地位。

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仅仅三年时间,三联基因以及气质之变迁,这段时间显然不可不察。曾经的“红色出版机构”,在全国解放之后,重新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出版方向: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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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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