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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读书与新知

2012-07-19 11:1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与时代同行:80周年的三联书店,它的历史,当然浓缩了我们时代的信息;同样,它也在以自身的努力,回应着时代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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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孤岛”时期斜桥弄(今吴江路)读书生活出版社办事处(设于1939年)

《生活》周刊的独立,有赖于中华职教社的远见卓识,但独立之后的周刊如何运行?在1968年8月写成的一份回忆《关于生活书店》里,胡愈之记录当年:“我向韬奋建议,把《生活》周刊改组为生活书店,除出版刊物外,还可以出书。内部办成生产合作社,即把全部财产作为职工共有,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数额多少为比例,作为股份,分给全体职工……但当时国民党法律,合作社组织是非法的,不许注册登记,因此合作社制度只是在内部行施,而对外则仍然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胡愈之的意见,迅速成为生活书店的制度安排。当时,《生活》周刊社结存下来有2000元钱,连同一些库存书刊和办公用具等,按1933年7月计算,折合成全部资产为3.869万元(不包括刊物预收订金)。在职的工作人员(生活书店成立时有职工20余人),以过去所得工资总额多少为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为入社的股金……《生活书店史稿》评论说:“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是创举,非常适用于这个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进步文化事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此制度安排,如果我们仅以一家出版社的格局思考,将难免失之狭窄。“谋社会之改造”的邹韬奋先生,即或对一间出版社的考虑,至今视之,仍颇高屋建瓴:

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在自传性的《经历》里,邹韬奋记录“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是《生活》周刊的热心撰稿人——“他到美国以后,很热心地替《生活》写通讯,我和他做朋友,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我替所主持的刊物选稿向来是很严格的,他的来稿并不是篇篇都登得出的,但是他却不管这些,总是很兴奋地写来。”

1934年春,留学回国的李公朴经史量才同意,决定在《申报》第七版开辟一个每日刊登的“读书问答”副刊。这一副刊的编辑阵容颇为强大,艾思奇主持哲学问题,柳湜主持社会科学问题,夏征农负责文学问题。这个时候,史量才以及《申报》在抗日救国问题上,态度越来越鲜明,也越来越遭受压力。李公朴觉得,与其这个副刊最终被当局查封,不如另出一份刊物以求生存。1934年11月10日,《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此后的生存与发展轨迹,与邹韬奋先生的《生活》周刊轨迹曲线相似,1935年冬,三联书店前身的另一家出版机构——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李公朴、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谌小岑、李芳等组成董事会。李公朴任社长。

细读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早期历史,他们下定决心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全译本,其胆其识,至今仍令人感叹。当时,郭大力、王亚南拟合译《资本论》,先期与上海几家大书局接洽,都碰了钉子,最后找到艾思奇。这个时候,正是李公朴被捕期间,而同时读书生活出版社经营困难,刚刚完成股份重组。在最困难之际,郑易里任董事长,黄洛峰出任经理。艾思奇找到黄洛峰与郑易里,他们一致同意出全译本的《资本论》。读书生活出版社对这一书稿的出版,可谓郑重——“每月预付郭大力40元版税。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提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专门支付郭、王版税之用。” 

也就在这个时期,后来对三联书店影响颇为深远的范用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当时他才15岁,就开始设计书籍封面。那位叫“叶雨”(业余)的设计者,即为范用。

回到全译本《资本论》,按《三联书店简史》里所述:

1938年3月,《资本论》第一卷全部译竣时,上海印刷条件出现短暂的有利时机——上海印刷业因战事而暂时萧条,无活可做,印刷、纸张、材料价格较为低廉,黄洛峰和郑易里商议,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将《资本论》一、二、三卷一气呵成,而不是出了一卷再出一卷。4月,郑易里打电报给郭大力,请他到上海采取边翻译、边排版的流水作业方法,以加速《资本论》的出版……郭大力绕经香港前往上海,下榻于仅两间小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资本论》译、排、校、印流水线流动起来,经过近百个昼夜的奋战,《资本论》第一卷(8月31日)、第二卷(9月15日)、第三卷(9月30日)全部出齐。这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在当时确实殊为不易,但这也还只是三联书店出版物的一个缩影而已。按《三联书店简史》统计:“建国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400余种,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就出了200种,其余为解放区的出版社所出。”

那个时代,做这样的出版物,并不容易。以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为例,它不断地被禁,然后“转世”再出;再禁,再转出……

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被迫停刊。

1934年2月10日,《新生》周刊创刊,第二年5月被迫停刊。

1935年11月16日,《大众生活》周刊创刊,第二年2月被迫停刊。

1936年3月7日,《永生》周刊创刊,同年6月被迫停刊。

1936年8月,《生活星期刊》转至上海出版,出版17期后被查禁。

《生活》周刊第一次转世为《新生》,主编为杜重远。可是当《新生》被禁时,却因为杂志有一篇文章《闲话皇帝》,而使杜重远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这是一次根本性的逆转,史称“新生事件”,意味着文人以及办刊物者,可能因言获罪。这一事件,使《中国经济情报》与《中国农村》的诸位编辑同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薛暮桥、张锡昌、孙治方、王寅生、钱俊瑞、秦柳方、陈洪进等人,意识到自己杂志也面临着被迫停刊的危险。如何选择?结果商议后的结论是:集资合作创办书店。

1935年秋,与读书生活出版社创立差不多同一时期,三联书店前身的最后一家出版机构——新知书店创立。为着这家书店的成立,邹韬奋允诺由生活书店投资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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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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