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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1932年的《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

2012-07-19 11:0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与时代同行:80周年的三联书店,它的历史,当然浓缩了我们时代的信息;同样,它也在以自身的努力,回应着时代的命题。

坐落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的哈尔滨三联书店(摄于1951年)

1936年11月22日。这刚刚要过去的一天,对于回到家中的邹韬奋而言,实在也算是平常的一天。他后来回忆,这时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的只是这个问题。这天下午18点,他赶到功德林参加援绥的会议,到会的人很多,银行界、教育界、报界、律师界等等,都有人出席。大约深夜23点,邹韬奋离会,回到家中睡觉时已经24点了。上了床他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论应该做什么题目,一个多小时后才渐渐睡去。睡得很酣……不料,仅仅两个小时,邹韬奋被后门凶猛的打门声和妻子的惊呼声惊醒。门打开了,5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一个法国人,手上拿着手枪,做准备开枪的姿势。邹韬奋被捕了。

这一夜在上海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与沙千里,这即当时轰动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之一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李公朴,容易被大家忽略他的职业身份:《读书生活》杂志的创始人,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创办人与社长。

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8年艰苦抗战拉开序幕。在中国近代史的大格局里,“七君子事件”作为一种标志,所显示的救亡运动的民意澎湃,意味着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广泛形成。羁囚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的邹韬奋,在看守所里开始写作自传性著作《经历》,回望自己的人生与事业,邹韬奋将“转变”(《经历》第29章)时间定格于1932年。

 

1937年,刚出狱的全国各界救国会“七君子”及友人在爱国老人马相伯家中相聚。自右向左: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

中华职业教育社系黄炎培先生1917年联合当时教育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在上海创建。《生活》周刊作为职教社的机关刊物,在创办一年后,1926年10月由邹韬奋接手主编。接手之际,统计发行量,《生活》周刊仅2800份。5年后,这份周刊日常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15.5万份,其中直接订阅的5万份。这个发行数字,已与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和《新闻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这其间的变化,如邹韬奋所述:“《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日常发行超过15万份的《生活》周刊,其价值显然不仅仅是这个惊人的数据所能简单涵盖的,民意凝聚与社会动员,它有着超强的力量,当然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1932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生活书店史稿》记录:“(双方)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态度辩诘达四小时之久。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这一结果使得《生活》周刊面临第一轮现实压力。胡离沪不久,蒋即从“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生活书店史稿》记录:“蒋介石直接对《生活》周刊主办单位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施压。蒋亲自出面,把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请到南京,因《生活》周刊是职教社主办的,要黄炎培责令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这样使职教社的负责人很为难。他们对韬奋的为人做事十分理解,也看到了《生活》周刊对促进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效果。但职教社是一个教育机关,卷入政治漩涡对职教社整个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

怎么办?邹韬奋经过慎重思虑,“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刻,其结果,“韬奋商得职教社同意自主经营,订立契约,并允如果周刊盈利,将其20%支援职教社办教育事业。公开声明,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

《生活》周刊独立了。与此同时,1932年7月1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生活书店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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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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