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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从“吴市场”到“吴法治”(2)

2012-07-18 16:50 作者:陈晓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经济学家说的话不一定都是真理;但经济学家应该敢于为真理(至少他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说话。”吴敬琏做到了这一点。

不怕争论

有媒体曾将吴敬琏定位为“贵族”经济学家——因他出身于家道兴旺的民族资本家之家。他的母亲邓季惺既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成功的报人和积极的参政者。她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是《新民报》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并因质询国民党政府轰炸开封的行径“大闹立法院”,导致《新民报》停刊,一家人流亡香港。吴敬琏的女儿吴晓莲在追忆家族史时,认为要解释吴敬琏,就需要了解他母亲的一生作为,因为一句美国谚语是:“掉下来的苹果不会离苹果树太远。”邓季惺天真,执著,崇尚法治“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可以不顾个人得失地坚持真理和讲真话。

因为母亲丰富的社会活动,吴敬琏的幼时是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受各种流派政治观点的影响。虽然母亲是坚定的无党派者,但因为她是报人,也不能远离政治。吴敬琏和两个姐姐都是在报纸堆里长大的。他们都记得小时候,清晨一起床就往大人的卧室跑,看到的便是铺满一床的报纸,大人和小孩喜欢一起依偎着在床上看报纸。报人家庭的一个特征就是关心时事。吴敬琏在10岁时就写出《论百团大战》这样的时事政论。吴敬琏的二姐后来回忆自己的家庭说:“外人看我们这家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聊家常,却总是谈时事。”

2011年10月7日,江苏华西村,工人们在华西钢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工作

这个“奇怪”的家庭,可能可以解释吴敬琏身上的一些矛盾性: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不善交际。贾宝兰和他合作出书,相熟多年,但之间从不寒暄。女儿吴晓莲回忆住在中国科学院那个满是知识分子的楼里,他还是显得特别学究,出了门就精神恍惚,因此得了个外号叫“吴老焉儿”。但他却并不像很多关在书斋的学者那样躲避政治。他的好朋友黄范章对本刊记者评论他“懂政治,也懂得斗争”,这个特点在经济研究所时期就有所体现。

大学毕业后,吴敬琏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同时进入这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学术研究部门的一共有8个年轻人,其中有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黄范章、中南财经学院毕业的张卓元,以及吴敬琏的复旦同班同学、比他早一年到经济研究所的周叔莲。黄范章对本刊记者回忆,这批新到社科院的年轻人中,大多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吴敬琏结婚较早,每天回家,大家的私交并不多。在当时,把这些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是科研兴趣和个人自由。黄范章说,自己从中学时代就喜欢英文,对世界经济感兴趣,到社科院时想去世界经济研究所,但被领导认为这是个人主义倾向,将他安排到了负责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科室,主要研究手工造纸、手工纺织,领导希望这种与个人意愿完全不同的工作安排,磨光这些年轻人的个人主义。但黄范章仍然在私下里研究印尼的经济问题,并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过两篇文章。“1956年,中央提倡青年向科学进军,要发挥青年的创造力。我们当然很受鼓舞。但这个要求遭到社科院党支部的压制。党支部书记的观点是让青年做好老专家的助手,老专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黄范章对本刊记者回忆。

经济所的年轻人里,只有吴敬琏是候补党员,因此成为天然的团支部书记,他有资格参加党支部的会议。吴敬琏就在党支部的会议上,提出应该发挥年轻人的科研积极性,发挥青年的独立思考和创造力。他以黄范章为例,说他英文好,希望去搞世界经济,领导应该支持而不应该压制。提起这件事,黄范章说自己终身难忘,因为当时政治空气很浓厚,言语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打成“右派”。而且吴敬琏并没有把替他说话的事情大肆宣扬,黄范章是从别的同事口中得知此事。“我很感动,他做这些事不是为了拉拢谁,而是他觉得是正确的事情,就去争取。”

年轻人与党支部争夺个人学术研究自由的斗争持续了约3年,后来吴敬琏和几位年轻人一起,接受了《中国青年》杂志的采访。报道发表后,年轻人的想法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学部主任的支持。这是四个年轻人第一次一起在“左”与“右”的严峻压力下,经历一个和政治相关的风波。他们从这段岁月开始,结下了终身的友谊。直至今天,每年春节前后,四家人都有一个家庭聚会。吴敬琏在这次事件中也表现出了他的特质。“他爱讲,敢讲,认定是对的事情就要争取到底,不怕争论。他记忆力强,发生过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争论时说到某件事情,他能清清楚楚有理有据地反驳。看问题尖锐,一针见血,但表达直率,有时候甚至有些伤人。”黄范章对本刊记者说。他认为早年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对年轻的吴敬琏也是磨炼,“他的口才是辩出来的”。在此后让他声名鹊起的计划与市场路线之争中,吴敬琏当着最高领导人的面,和坚持维护传统路线的经济专家争得面红耳赤,表现出的坚定的斗争性、“引经据典”的记忆力都与年轻时无异。

“吴市场”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路径遭到颇多质疑。国内因为价格闯关失败,双轨制并存导致的寻租腐败,以及通货膨胀,应该由“计划取向”取代“市场取向”的观点“回潮”。吴敬琏多次与人论战,坚持目前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路径的错误,而是市场经济改革不彻底所致。他对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为他赢得了“吴市场”的称号。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产权,但吴敬琏年轻时曾经坚定地反对私有财产。他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甚至教训自己的母亲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甚至在“文革”时把母亲花重金置办的一套红木大理石家具给捐掉了。他的大女儿吴晓莲向本刊记者回忆小时候,父亲对自己往铅笔盒、橡皮等东西上写自己名字这种行为都很反感,每次都批评她“小气”,教育她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黄范章对本刊记者回忆,吴敬琏思想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是从孙冶方到经济所担任所长开始:“孙冶方来了之后,让我搞经济思想史,学习西方的东西,扩大眼界。经济学离不开数量,他又安排乌家培搞数量经济学。吴敬琏的写作能力很强,直接跟着孙冶方研究商品经济,是最早跟着孙冶方搞改革的年轻人之一。”

在“文革”中与顾准的巧遇,是吴敬琏学术研究路上更进一步的契机。顾准是吴敬琏心中一座人格和学术的高山。顾准对百姓苦难的悲悯情怀给吴敬琏印象极深。他曾谈道,顾准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时,会伤心落泪,边读边哭。在议论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这种情怀也贯穿在吴敬琏的言行中。2000年,在被问到为什么会站出来为中小投资者说话时,他答道:“我们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时,不应忘了还有很多平民百姓,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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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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