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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猜谜的人(2)

2012-07-18 16:40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爱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层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谜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

经行

金克木不是科班出身,只在北大当过旁听生,后到印度鹿野苑跟随退隐的老居士乔赏弥读《波你尼经》,好几门外语都是旁听或者自学的,比如他的拉丁语就是在傅斯年的鼓动下,通过翻译恺撒的《高卢战记》而边译边学。这样“不完整”的求学经历,竟然打通多个领域,并在一个冷僻领域成为“专家”,与金家有世交的《群言》杂志主编叶稚珊也不解:“为什么金克木的好动由表及里,按常规的看法,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但他研究的东西又是如此冷僻、沉静,研究的态度是如此沉稳、扎实、灵活、深刻?”

他最初修习梵文的起因是出于偶然。1941年,金克木由朋友介绍到加尔各答一家中文报纸当编辑。“那时印度还是大英帝国殖民地,我脑中没有离开从罗马帝国上溯希腊追查欧洲人文化的老根的路,还不想另起炉灶攻梵典。”但是,“书中讲的印度各种各样,现实见到的另是一样。于是我又犯了老毛病,由今溯古,追本求源,到附近的帝国图书馆阅览室去借用英文讲解的梵文读本,一两天抄读一课,再听周君天天谈他来印度几年的见闻,觉得‘西天’真是广阔天地而且非常复杂”。其后他到佛教圣地鹿野苑,攻梵典并翻阅那里的汉译佛藏。“因为觉得不能不了解一下中国古人怎么跟印度古人凭语言文字交流思想的遗迹。结果是大吃一惊。双方确是隔着雪山,但有无数羊肠小道通连,有的走通了,有的还隔绝,真是译作五花八门,好像没有条理的迷宫。幸而遇上了来归隐的乔赏弥老人指引梵文和佛学的途径。”他常感念乔赏弥依照古代传统的口语讲说方式:“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这真像是表演印度古书的注疏……就这样,我好像陷入泥潭愈下愈深不能自拔了。”

同在圣地求学的不同国籍的修行者平日在路上相遇都只是合掌为礼,说声“南无”,并不搭话。金克木住在招待香客的“法舍”里,每天太阳西下时,他快步走向“根本香寺”前的大路,在那里与陆续到来的“过午不食”的和尚、居士或零散或结伴奔走,大步流星。这便是古时释迎佛带着弟子罗汉菩萨的“经行”,流传下来,是很多印度人习惯的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运动。叶稚珊认为,金克木早年在印度养成的“经行”这一令人敬畏的苦行中,蕴含着对脑力、体力的训练,蕴含着对坚韧、忍耐的考验,蕴含着对自己修行、信念彻与悟的过程。这对于解释“金克木现象”,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金克木印度求学三年后回国,1960年在北大东语系与季羡林共同开设了第一届梵文巴利文班,招生17人,这是中国系统培养印度学研究人才的开端。曾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的黄宝生和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的郭良鋆夫妇是当年17人中的两位,他们对本刊回忆,季、金两位先生交叉授课,各编一套讲义,但风格迥然不同:季先生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照德国学习梵文的模式,繁琐而复杂;而金先生一支粉笔,口若悬河,依照印度传统模式,注重训练学生的口耳反应。他的一大绝活是,在课堂上常常按照印度人的方式,吟唱梵文颂诗,抑扬顿挫,像唱歌一样。及至1984年第二届梵文巴利文班重开,两位老先生已经不再授课,接棒的是1960级毕业生蒋忠新、郭良鋆。那一班学生已经无福听到金克木的梵文吟唱。一次蒋忠新特地将金克木此前录的一盘录音带带到教室放给学生听,当时的学生之一钱文忠回忆说:“带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吟唱后,同学们都垂头丧气。我们平时练习十分困难的梵文发音时,周围的同学都来嘲笑我们,说梵文里有马、牛、狗等等所有动物的声音,还拜托我们不要制造噪音。我们一直认为梵文是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梵文是圣语,为什么梵文有神的地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啊,‘此音只合天上有’。”

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陆扬也是1984级梵文班上的一名学生,他后来转而研究中国历史,也受到金克木很大影响。在他看来,金克木的印度学研究,开启了中国梵文巴利文研究的另一条路径。陆扬那时候定期去拜访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沿着东语系的楼向右走,穿过一条隐蔽的小路就是湖边的朗润园,一排房子,左手边是金先生住的地方,右手边则是季先生住的地方,对他来说象征着两个关系密切又截然不同的学术体系。陆扬对本刊说,季先生有一套房子专作书房,进门就是一张长长的书桌,井然有序的书架,说话也严肃严谨,只要是印度学、佛教学方面的问题,问他什么,马上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而金先生家一开门,杂乱无章,靠墙边一个沙发就是每次谈话的地方,几乎什么书都没有,谈话却天马行空,妙趣横生。这当然只是表象,陆扬认为,其根本不同是季羡林留德10年继承了欧洲研究印度学、东方学的方法,纯客观地从文献出发,强调语法、语言,某种程度上说是把印度作为一个“死文化”来研究,对印度文化的复杂性、多面性没有太多关注。而金克木40年代在印度求学三年,接受的几乎是私塾式的教育,而且当时印度恰恰是从殖民地转变成独立国家的转折时期,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真正进入了印度文化的核心,因此他更注重研究文化,尤其注重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间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钻研,后来形成金克木最为重要的两本学术著作——《印度文化论集》和《比较文化论集》。

让陆扬印象深刻的是,金克木反复讲过一个故事:“你看婆罗门教宣扬牛是神圣的,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印度亲眼目睹在神庙后面杀牛,鲜血淋漓……”“他在讲述的时候,手举着,眼神就停在那里。在他看到那个场面的那一刻,他心中文化的表层破灭了。”陆扬认为,金克木的一生特别是晚年,始终是在追寻文化底层的东西,从一种无序的文化中去找到背后的符号,因为文化真正要深入,是看到其多变、复杂和不确定的一面。这样的思维方式,在界限分明的学术评价体系之外,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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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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