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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猜谜的人

2012-07-18 16:40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爱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层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谜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

“专家”与“杂家”

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跨世纪一代学人中,金克木是难归类的一位。他最显著的公众身份,是北京大学东语系与季羡林并驾齐驱的印度学学者。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金克木还是30年代新诗坛的重要一员,和戴望舒、徐迟等人相契相知,晚年还写作了大量古体诗。此外,他还可算作翻译家,精通梵文、巴利文、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翻译的语种和内容都驳杂,抛开梵语著作、散文小说不谈,甚至译过两部天文学普及著作《通俗天文学》和《流转的星辰》。而金克木真正“成名”,可说是自古稀之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开始的,从1979年《读书》创刊到金克木2000年辞世,是他生命的“晚年”,但思考和写作却正处“壮年”,发表随笔杂感100多篇,成为《读书》前20年最高产的作者。

三联书店编辑吴彬回忆,1979年《读书》创办时,发现经过10年的中断,青黄不接,能找出来的都是三四十年代就奠定学术根基、时已60多岁的老先生。不但要学问好,还得文笔好,算来算去就那么几位,金克木、张中行、李慎之、费孝通、钱锺书……既然脚下都是禁区,那就从打破“八股”文体开始,不“穿靴戴帽”,不说官话、套话,老先生们成为拓荒者。

金克木

“为什么晚年忽然多产?”金克木自问自答,“我在信和疑之间翻腾,在冷和热之间动荡,过了70多年。这恐怕是我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不得不将思想化为文字的内在原因。像蚕吐丝作茧使自己僵化并将自己埋葬一样,我也是倾吐衷曲使自己僵冷。”退休后的金克木抛开“专家”身份的束缚,“70岁老翁在试图解答17岁少年时产生的疑惑”,“对文化猜谜”。这一时期,“不料《读书》杂志创刊,居然肯打破栏目壁垒,刊登我这些不伦不类的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金克木说。

《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回忆,金克木简直有写不完的文章、说不完的话:“找金克木去谈事,在门口已经握手告别了,在门槛上他还要跟你谈15分钟呢。他说你们一个月才发我一篇,我一个月至少写四五篇。”因《读书》与金克木结缘的陈平原15年间常去金克木家拜访,他说:“在他去世10年前,我就听先生说过,脑子不行了,不写了。可‘金盆洗手’之后,报刊上还不时出现他的文章。你问他是否需要帮助‘打假’,这个时候,先生会得意地狡辩:天气变暖、不能白吃饭、老花眼突然开恩、电脑很好玩等等,都成了重新写作的理由。”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等一批80年代中后期的毕业生,其后接棒成为《读书》的第二代作者。他认为,就读书心态与文章趣味而言,金克木与现代学术的专门化倾向很不协调,与当代中国散文之注重叙事、抒情也大相径庭。对于纯粹的“文学”或“学术”杂志来说,金文都未免过于“边缘”了些。“幸亏有了这‘不三不四’的《读书》,欣赏他那些‘不伦不类’的文章,这才促使他由功成名就的专家,转而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最负盛名的杂家。”而《读书》也得益于金克木良多。陈平原曾概括《读书》文体:“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老实说,当初写这段话的时候,金先生乃标本之一。”

陈平原告诉本刊,金克木去世的第二天,他拿出一大摞金先生的书翻阅。“读他的书就像观赏体操运动员之上下翻腾,表演众多高难动作,给人的感觉是既紧张,又惬意。可一旦落笔为文,却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不是因为书多,而是文体、学问、思想之‘博’与‘杂’,让你一时无从把握。”三联书店学术分社编辑冯金红也有类似的困惑,此时,继《钱锺书集》、《陈寅恪集》之后,著作丰厚又与三联素有渊源的金克木很自然地成为下一个全集编撰对象。在此之前,仅三联出版的金氏著作就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艺术科学丛谈》、《文化的解说》、《文化猎疑》、《书城独白》、《无文探隐》、《旧学新知集》、《风烛灰》,再加上其他出版社的自编、他编文集,就更是数不胜数了,如何归类成为难题。最后索性依照金克木的“四重身份”——诗人、随笔杂感大家、印度学专家、翻译家,把他一生著作约400余万字分成8卷。

对应其文的“博”与“杂”,金克木晚年公开拒绝“专家”称号:“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

金克木的女儿金木婴告诉本刊,父亲那一代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学人,幼时有许多是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的。对他们来说,古文经典脱口而出、文言写作随心所欲是很自然的事。那一代学者,还有不少人用毛笔写文言比用钢笔写白话更顺手,旧学根底是幼时基础,中西贯通是后来成果。文史类学人自不必说,自然科学家往往也是如此。“我曾听到过化学家黄子卿教授随口背诵《左传》、《史记》;见到过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亲手所记电路图一般工整精确的围棋古谱;至于数学家华罗庚、水利学家黄万里的旧体诗文功力,就更是众所周知了。华罗庚去世后,我父亲曾叹息有些问题再不能和他探讨了,否则一定会有共同兴趣的。”

陈平原对本刊说,金克木早年是诗人,这一“底色”不能忽略,他乐于接受各种挑战,勇于驰骋想象,这点在晚年的文章中仍有很明显的体现。金克木没像冯友兰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或季羡林晚年完成《糖史》,而是天马行空,自由挥洒,给后人留下无数有趣的“话题”或“谜语”,这两种选择都值得尊敬。陈平原认为,在世人逐步恢复对“专家”崇拜的年代,金克木自称“杂家”,大有深意。传统中国文人,有人专攻文章,有人专攻学问,但是“文”和“学”之间有某种联系。而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成为主流。他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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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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