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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杨绛:一对做学问的夫妇(2)

2012-07-18 16:30 作者:杨璐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从干校回到北京,钱锺书和杨绛栖身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办公室里,睡在行军床上,书桌小得只能放下一沓稿纸和一本书,大词典都要摊在床上。但是生活中的困扰都是插曲,动荡的“文革”末期在这间陋室里钱锺书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管锥编》的初稿,杨绛译完了文学名著《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杨绛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从干校回北京的钱锺书夫妇栖身在一间放杂物的办公室里,在靠北窗的一张小得只能放下一沓稿纸和一本书的桌子上,钱锺书开始了《管锥编》的写作,他一生读书博杂的积累也在这本著作中体现。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约80万字,讲了10部古籍,每部古籍提出的问题往往经常用古代名著来比较,有时也引用外国的名著或者文艺论,它并不限于比较文学,也接触到其他学术问题。90年代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了《管锥编》的选译本,它向英语读者介绍,这是本世纪关于古代中国问题最有洞察力和最包罗万象的著作,也是钱锺书研究中西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

因为内容艰深,《管锥编》的名声虽然响亮,但是读得懂的人并不多,聪明的年轻读者从书中学习到钱锺书读书和研究的方法。曾是《读书》杂志编辑的赵丽雅告诉本刊记者,《管锥编》一出,她就买来看,后来有人质疑她高中生的基础看不懂这本书。“我那时候还没有进入正统的读书系统,《管锥编》是把知识联系起来,一片一片打通的。它指引我顺着看下去,是一本入门的书。”赵丽雅后来专门从事名物研究,用扬之水的笔名出版了许多著作。她说,从《管锥编》里学习了钱先生做学问的方法,自己再做研究就很有感觉了。

小说《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出了第三版,以后国内就没有再印过。30年后的1980年,《围城》重新出版,印刷13万册,不出百日就脱销了。“我当时在北京,经常帮外地的朋友买这本书,关系好的就直接送,有时候书卖光了,我还专门准备了一本书用来借给朋友们传阅。”陆文虎告诉本刊记者。《围城》在大众范围里掀起了“钱锺书热”,给他写信和想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他一直采取婉拒的态度。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杨绛

时间对钱锺书来讲非常珍贵,1981年他曾在接受香港记者的访问时说,零零碎碎忙的事情很多,包括看很多稿子,回很多信,同时支气管炎很严重,天气一变化,病就来了。他还要在这些事情的间隙里继续写《管锥编》,“估计再写20多万字,包括《全唐文》、《杜甫诗》、《韩愈全集》等五部”。《管锥编》的写作需要核对大量书籍,薛鸿时调入文研所后,经常帮助年事已高的钱锺书借书。他告诉本刊记者:“他其实是有读书笔记的,借书只是为了重新核对一下。但是给钱先生借书不容易,书名和版本都要同他的笔记一致。有一本书‘北图’没有,他想起来是在北大图书馆看到的,我就托人到北大借出来。他看见自己几十年前看过的书,很亲切。”

1979年《管锥编》初版时,第一册和第二册已附有“增订”。1982年出版了8万多字的《管锥编增订》,1989和1993年分别完成了《增订之二》、《增订之三》,出版社将增订部分合成为《管锥编》第五册。《谈艺录》也有大幅度的补订,第一次补订篇幅就增加了一倍,之后又有《谈艺录补订补正》和《谈艺录补订补正之二》。“我们研究钱锺书著作的人知道往后面哪里去翻补订,但是对于大众读者来讲没有必要这样,出《钱锺书集》的时候,就把补订都加在了前面。”参与《钱锺书集》编辑工作的陆文虎告诉本刊记者,钱锺书不愿意出全集,但是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同意了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从1995年开始,三联书店邀请了一批专家编辑出版《钱锺书集》,重病中的钱锺书没有办法给自己作序,杨绛在征求了许多朋友的意见和斟酌删改后写出《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放在每册《钱锺书集》的首页。在钱锺书去世两年之后,2001年1月《钱锺书集》出版,作为他一生著作的总结。

干校生活与《干校六记》

从1932年钱锺书和杨绛相识相恋,两人做了一生的知心伴侣。在1946年出版的《人·兽·鬼》的样书上,钱锺书写道:“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薛鸿时告诉记者,钱锺书在家里读到什么有趣的书,或者想到什么事情,经常喊着“季康、季康”,急于跟妻子分享。在小辈们看来,两个人生活中相濡以沫,精神层面也是棋逢对手。

杨绛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就被朱自清推荐给《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抗战期间和之后还写过《称心如意》、《风絮》等话剧,她的英语和法语俱佳,有多部翻译作品,40岁之后自学了西班牙语,花了十几年时间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而在她的诸多散文里,她同好友吴学昭谈起过,较好的是《干校六记》。

1970年7月12日,杨绛从北京动身去河南的干校,此前一年的冬天,钱锺书已经作为先遣队的一员先期前往。给杨绛送行的,只有女儿钱媛一人,女婿王得一在一个月前自杀了。这次下放是“连锅端”,有一去不返的意思,学部的同事纷纷将书、笔记、床等家具全都带上了。杨绛的同事张佩芬告诉本刊记者。她跟杨绛还有其他两位女同事挤住在老乡家的一间小破土坯房,杨绛睡的位置特别靠里,她带了一个蚊帐,放下来是一片小天地。夏天夜里3点钟就要空着肚子下地,6点送早饭到田里,劳动到午休时间,黄昏再下地干到晚。张佩芬等年轻人负责种豆、种麦等重劳力的大田劳动,杨绛是全连女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被分在了菜园班。

除了种地,杨绛对年轻的同事很关心。郑土生早就被划为顽固的“五一六”分子,下到干校后还继续被批斗。他干活特别拼命,干校改善生活吃红烧肉的时候,杨绛就说不吃肥肉,挑出来给他。干校盖房子,郑土生冬天赤脚踩在水泥里,杨绛也提醒他要注意保暖,买双橡胶靴。但是在干校的氛围里,同事之间的关怀和友善更多时候要用心照不宣的方式来表达。“有一次钱媛来看望父母,我看见他们一家三口迎面走来,快接近的时候用英文小声说,散步有利于健康,钱先生嘴角笑了一下,并不能说更多的话。”郑土生告诉本刊记者

“当时心里很迷茫,老乡不见得欢迎我们,他们自己住得不宽裕,还要腾出房间给我们,这不是长久之计。学部一锅端了,我国的文化事业也不知道将来往何处去。”张佩芬告诉记者,这样的困惑同事之间即便是私下也不会谈论,大家都表现得很积极。“国家给我们发的工资损失很大。我们不擅长种地,根本就种不出那么多粮食,象征性地结了些豆子,有些同事就跑着去交粮,显得很积极的样子。”李文俊说。1971年之后干校的任务从劳动转为学习《红旗》杂志,从北京带来的英文小说、唐诗宋词等同事之间互相交流夹在杂志里翻看。“我有一本《大卫·科波菲尔》,钱先生在书里用铅笔标了一句:提到的人物是谁?杨先生把回答写在下面:是外甥女!她还加了叹号表示语气重。”李文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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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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