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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杨绛:一对做学问的夫妇

2012-07-18 16:30 作者:杨璐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从干校回到北京,钱锺书和杨绛栖身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办公室里,睡在行军床上,书桌小得只能放下一沓稿纸和一本书,大词典都要摊在床上。但是生活中的困扰都是插曲,动荡的“文革”末期在这间陋室里钱锺书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管锥编》的初稿,杨绛译完了文学名著《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杨绛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好读书

钱锺书出生时本来取名“仰先”,字“哲良”,因为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而取名“锺书”,这种预测前途和性情的仪式本来是庆祝人生第一个生日的民俗,却真的成了他一生的挚爱。他生在无锡县城里一户书香之家,3岁时随伯父学识字,6岁时跟着堂弟一起进私塾读书,他学《毛诗》,堂弟学《尔雅》。一年后回家继续跟着伯父学习。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这满足不了钱锺书的阅读欲,经常从伯父那里得到两个铜板在租书摊上租小说,津津有味地读完《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他的记忆力也极好,这些童年的乐趣直到去牛津读书时依旧记得很清楚,跟新婚的妻子杨绛说起哪条好汉使用哪种兵器时,还能如数家珍。

十一二岁的时候,《林译小说丛书》带他进入了外国小说的新天地,他反复阅读林译的狄更斯、司各特等作品。40年以后,他曾经回忆:“假如我当时学习英语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

中学6年,钱锺书的英文已经学得出类拔萃,考清华大学时,算学只得零分,但是因为英语特别优秀而被破格录取。他的同学邹文海1962年在台湾回忆:“因此他到清华时,文名已满全校。”在聚集着当时最优秀学生的清华大学里,钱锺书并没有被埋没,他爱读书的嗜好给文科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大学同班同学饶余威在1968年回忆:“同学中我们受钱锺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清华大学四年,钱锺书只去过香山和颐和园,平时只要有时间都在读书,乐在其中,同杨绛谈恋爱之后,才破例在杨绛陪伴下进行了北京郊区周边游。

1935年,新婚的钱锺书和杨绛夫妇搭乘邮轮赴英留学

杨绛曾经在回忆文章里写到过丈夫对于读书的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细,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钱锺书的爱读书赢得了敬佩,更是小辈人读书的偶像。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告诉本刊记者,60年代中期文学所开完会后,老先生们都习惯到借书处去借书,也顺便聚在一起闲聊天。他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听到钱锺书大谈伊恩·弗莱明和“007”,觉得很惊奇,回家转述给妻子张佩芬。钱锺书跟他们此前交往的教授学者不一样,并不轻视和排斥俚俗文学。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薛鸿时告诉本刊记者,钱锺书经常看《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权威的外文杂志,对当时重要的著作、流派、文学现象掌握得非常及时,比年轻人了解得都多。因为选书和买书的特长,钱锺书还一度担任了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李文俊说,当时买书,同事们传阅目录,到了钱先生那里基本就定下来了。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都买到,外文的经典作品和著名学者的新书也都应有尽有。

钱锺书读书博杂、记忆力好几乎成了年轻学者们研究中的资料索引和辞典。“我写过一个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文章,领导看我年纪轻,请老先生们给把把关。钱先生的回信里对文章提出了一些小意见,他指出的问题如果是不了解‘垮掉的一代’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有学问的人真是有学问,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不敢狂妄自大。”李文俊告诉本刊记者。薛鸿时一度经常帮助钱锺书借书,同事们就把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写成小纸条托他代为请教,“大家都知道钱先生记性好,但主要还是他勤奋,跟问题相关的典故,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的,他都能成段成段地背下来”。当时还很年轻的李文俊说,他用另一种方法跟着钱锺书学习:“我们那时候借书都有借书卡,常常能看见他看了什么书,我有兴趣的就借回来看,总没有错。”

钱先生的著述

1980年之前,在大众范围内钱锺书已经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国内最早研究钱锺书的学者之一陆文虎告诉本刊记者,从《围城》出版的40年代末到再版的80年代初,相隔了30年,两代人成长起来,他们并不知道钱锺书是谁。只有像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老师这样的小范围才熟悉他的著作。钱锺书的《谈艺录》对教学帮助太大了,它像一个索引,很多材料都是现成的,可以讲清楚诗歌的来龙去脉。1950年出生的陆文虎说,他也是从《谈艺录》开始读钱锺书,“我们熟悉的都是马恩的研究方法,《谈艺录》对古典诗词的研究引用了西方的观点,当时觉得很新鲜,特别有意思。”

这本在陆文虎当时看来研究方法很先进的《谈艺录》其实写于40年代,钱锺书为了照顾父亲到湖南蓝田县国立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当时除了讲课,他足不出户埋头读书。他父亲的助教吴忠匡曾经写文章回忆,一般午前时间,他用来阅读从国外带回来的外语书;午后和晚饭后,除了聊天都用来翻检所能到手的古籍或者伏案写作。《谈艺录》写在小镇买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本毛边纸上,每晚写一章,两三天后又修补,夹缝中、天地上,填写补缀得密密麻麻。他每完成一章还交给吴忠匡阅读,陶潜、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陈简斋、蒋士铨等章节是最先写成的。

《谈艺录》1948年出版,在陆文虎看来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诠释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它直接教给你怎么读诗歌,可以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读也可以从诗歌鉴赏的角度读。它是阅读钱锺书著作的开始,读完它是《七缀集》,然后才是《管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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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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