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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讲真话的身体力行者(2)

2012-07-18 16:20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晚年巴金写字的艰辛,深深印在每一个探望者的脑海里:“轮椅上架着一个板子,颤抖的手几乎拿不住笔”,每写一个字都要费力很久。除去身体的病痛,巴金一直处在“文革”后的心灵折磨中。这个自称“五四运动产儿”的知识分子,一生曾像圣徒一样追寻着“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他的内心痛苦而执著,他写是因为有话要说。

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分析道,别有意味的是,巴金在新政权中第一次公开发出声音,是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局外者的。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巴金说,“我是来学习的”。巴金的单位是作家协会,但是他放弃领工资,他与朋友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终因相互矛盾而退出,另与兄弟办平明出版社。出版社必须公私合营,巴金1952年到北京的时候,感受到这种气氛,几次写信与萧珊讨论生计问题。他谢绝了工资,也许是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单纯文人的位置。

但是丁玲向他发难了。这位以《沙菲女士的日记》而闻名于上世纪20年代末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她有意识地清理巴金、冰心等当时年轻人十分喜爱的作家作品的影响。

书斋已经不再是可以逃避的地方了,巴金于是必须从他希望的清净中走出来。巴金对自身和作品的信心被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逐步打击。在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赴朝之前,他在家书中表现出分外想家。巴金研究者李辉提到,巴金当时其实并不像其他革命者那样热情高涨,对于前景,他的内心惶惑不安。在给萧珊的家信中,他屡次提到对家的分外留恋,“我的确想家,我真不愿意离开‘家’,离开你们。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战斗。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我对什么地方都留恋。我最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可是我却到处跑过了。我最愿意安安稳稳地在上海工作,可是我却要放弃一切到朝鲜去。我知道我有相当深的惰性,所以我努力跟我自己战斗,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巴金又一次走上街头散发传单

很快,巴金责无旁贷写起了歌功颂德的文章,《大欢乐的日子》、《团圆》(即后来被改编成的《英雄儿女》),热烈的赞美与表态,是巴金创作世界和平题材作品的一个特色。他觉得新社会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没有失业,没有痛苦,也让他真心地激动。巴金是要坚持写作,但他不要求入党,不以政治活动家为自己的目标。而研究者周立民分析说,读巴金写朝鲜战场的文章,除了万丈热情外,却找不到他自己的身影,这也是“换笔”后的巴金比较重要的变化。过去巴金在文章中敞开心扉,显得坦诚真挚,可是现在的他总是吞吞吐吐,好像尽量不触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及至到了“文革”中,人们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表态,追求说真话的巴金,陷入了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当他再次能敞开心扉写作,是在“文革”结束后。晚年巴金在《随想录》里剖析的,也正是这种在时局的压迫下“由人变兽”的悲哀。

《收获》的坚持

文学始终是巴金表达自我和实现社会理想的承载物。1957年,章靳以拉着好友巴金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让文学界激动不已。作为章靳以的学生,从1957年《收获》创刊开始就任编辑的彭新琪记得,“章靳以开会的时候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们,《收获》与哪些名作家在通信,联系稿子的事情,也提倡发掘新人,希望作品先在刊物发表,听读者意见,然后反馈给作者,改了之后再出书,达到读者和作者的双重收获”。

巴金多是被外向的章靳以拉着给予工作帮助,他对政治并无太大兴趣,只希望用写作反映生活、表达理想。“他们都是对人特别真诚的人,那时有不知名的年轻作者上门来,有的诉说自己的困难,他们都会送钱给人家。”赵长天感慨,巴金这样接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文人,内心有着非常深刻的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巴金一直说读者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不管对待读者还是年轻作者,都非常平等宽厚。

除去主编章靳以和巴金,还有编辑部主任、理论、诗歌等共6个编辑,章靳以赞成“人少好办事,没有人事关系,也没有严密分工”。很快作家们以能在《收获》上发表自己作品为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专门发表中长篇文学作品的大型刊物。当时《收获》强调作家有自己的风格,编辑不要轻易修改,有意见写信给作家,让作家自己改。而且考虑到作家往往清贫,稿子刚刚上版,就开出稿费了,所以往往刊物出来之前,作家就已经拿到稿费了。

可是好景不长,《收获》办到第二期就开始“反右”,政治运动就使《收获》大伤元气,有些作品编辑拿到后觉得烫手,因为政治原因或者新样式,不敢发。迫于形势,第二期又写了一个《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表明态度,拥护党的领导,不是自由化。当时迫于形势,每期要发表哪个作家作品,都得写信到当地党委征求意见,因为一个进步作家很有可能第二天就被看成反动作家了。于是真正的自由做不到,往往不是按照文学性来看作品,而是按照政治性来看作品。

而一向为人谦和的巴金,并不是一个温吞的“老好人”。李致说,年轻时巴金信奉无政府主义,他的作品被一些评论家批评,巴金回答评论家的文章措辞非常尖锐,从中能让人感受到他强烈的个性。随着时光的打磨,性情忠厚的巴金很少外露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并不代表他没有明确的爱憎。

中年时的巴金,已经痛苦地感受到文学和作家被政治的扭曲。在一连串痛苦的思索后,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巴金在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在当时严密的政治控制下,巴金直言不讳的发言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惊诧。巴金当众说:“我觉得作为作家,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仍然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我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我又会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这篇发言在当时引起不小的反响,大家都体会到了巴金作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1979年《收获》复刊,两三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万册跃进到110万册,作为编辑的巴金极力推动一大批年轻作家的新作品。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谌容《人到中年》等等,这些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的小说,得到了巴金的全力支持。冯骥才、谌容、路遥、叶辛、张抗抗、张辛欣、贾平凹、王安忆为代表的一大批年轻作家,通过《收获》走上了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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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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