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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讲真话的身体力行者

2012-07-18 16:20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晚年巴金写字的艰辛,深深印在每一个探望者的脑海里:“轮椅上架着一个板子,颤抖的手几乎拿不住笔”,每写一个字都要费力很久。除去身体的病痛,巴金一直处在“文革”后的心灵折磨中。这个自称“五四运动产儿”的知识分子,一生曾像圣徒一样追寻着“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他的内心痛苦而执著,他写是因为有话要说。

《随想录》的痛苦解剖

巴金虽然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可是他晚年却好几次在公开场合说:“我不是作家。”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长天从1985年从事作协行政工作后,开始和巴老有了接触。“怎么作协主席会说自己不是作家呢?”赵长天告诉本刊,一开始他感到很奇怪,但是慢慢开始明白巴金的说法。“老人家并不是在自谦,他写作不是冲着作家这个职业来的,而是他一直想到达内心追求探索的理想社会,只不过写作成为他最好的表达方式,终生未变。”

巴金不善言辞,性格内向,一口四川话说起来讷讷的,外人初听起来有些费劲。或许正是因为不善言辞,他特别珍视文字的表达。在“文革”中,巴金无法提笔创作,翻译文章也不可能发表,但他每天翻译几百字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1977年能够重新开始写作时,巴金已经73岁。他给自己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一、每年写一本《随想录》;二、写两部反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说;三、写一本《创作回忆录》;四,把一百几十万字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侄子李致对巴金的计划有些不同看法,他劝巴老,应该抓紧时间创作,翻译的事情可以往后放放,甚至让别人去做。巴金很少争辩,却依旧没有放松翻译。直到后来李致看到巴金的《一封信》,里边提到他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那样咒骂‘四人帮’横行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的日子不会太久……”在《〈往事与随想〉(第一册)译后记》中,巴金说道:“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

巴金

与外表的温和寡言相比,巴金的内心仿佛有一锅烧热的油,随时就要泼泄出来。他重新提笔之后第一篇文章就写道:“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年老的巴金,仍然生活在政治斗争的噩梦中。研究者陈思和原以为所谓噩梦只是老人的一种文学修辞手法,但是后来才从巴金家人那里得知,老人真的时常噩梦缠身。“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在比巴金晚一辈的诗人邵燕祥看来,“后来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内心真正痛苦的,是受过近现代启蒙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基本的民主、自由、法制的观念,‘文革’中让他们违心地表态是非常痛苦的”。巴金一直没有否认他的思想由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部分组成。早年的思想启蒙使他一直梦想着:“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侄子李致向本刊分析说,这些超越党派之上的大同理想,其实几乎是空想社会,巴金自知这样的社会很难实现,但是他仍然觉得需要付出一生的努力,来接近自己的理想。虽然经历了“文革”,不管对朋友怎样看待,巴金在任何时候都真诚地帮助他们,彭新琪评价道:“巴金一直很有威望,他那么长时间的威望建立在真诚、厚道上,对任何人都是帮助的态度,有作品来就想发表,没有成见,从不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全身就是一个‘爱’字,朋友们于是都很尊重他。”

《随想录》最初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时,编辑潘际垌经常拿到稿子后,激动地给好友黄苗子看。“那时候基本上是‘伤痕文学’,大家回忆在半步桥、在秦城监狱里受难的遭遇,突然之间看到巴老这种正气凛然,掏心底说的话,和我们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的话一样,我们是边看边流泪。”巴金敢于说话,“但不是凭感觉说话,而是冷静地经过思索和实践后说出来的话,所以非常有分量”。

晚年的巴金更加以托尔斯泰为自己的榜样,毕生追求一个讲真话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对于自我忏悔式的《随想录》,他曾说:“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巴金生前一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段脱离正轨的历史。

重新提笔后,巴金写了80多万字。李致告诉本刊,巴老患帕金森症,几次骨折,举笔似有千斤重,可是每个字都要自己来写。如果目睹巴金写字的艰辛,便会理解这些字句都是他内心的呼喊,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巴老和他散步时曾提到,如果自己身体不行了,希望能够安乐死。95岁后他无法自主控制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对老人实际上是个折磨,他已经很难表达自我了。病痛中的巴金曾经艰难地说,“我为你们而活”。华东医院成立了保巴金百岁小组,躺在病床上的巴老在101岁之后再次病危,家属和医院都希望放弃抢救,最终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一直到老人去世前,家人还在替他用“李尧棠”的本名捐款。光是最后十来年老人家给“希望工程”的捐款,就超过50万元。

无政府主义者的被改造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巴金基本上是在谨慎地沉默。巴金早年反封建的激情作品曾把无数年轻人带进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但他并不隶属于某个政党。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没有领过工资,靠稿费生活,他仍旧希望做一个独立的写作者,保持“人的独立思考”。但是在起伏的政治运动中,身处其中的巴金既超脱不了当时的环境,又不愿陷得太深。他超越政党之上的爱国主义,最初试图对新政权保持局外者的冷静,却终于被各种改造运动深深地拽了进去。

新政权刚开始并不完全信任他。据说,巴金和胡风是上海最晚接到首届文代会邀请通知的人,他当时担任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虚职。但他的旧作并不是像沈从文那样被通知毁版,相反却在他与兄弟办的出版社中大量再版。与那些争着表态批判自己的人相比,40多岁的巴金只是不痛不痒地做了有限的一点自我批评:“时代是大步地前进了,而我个人却还在缓慢地走着。在这个新的时代面前,我的过去作品显得多么的软弱,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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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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