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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3)

2012-07-18 16:10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被认为具有一种共同的理想,即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寻求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社会学在被引进中国的时候,已经带着这个特殊的印记。费孝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通过乡土对中国做出解答。

“士绅阶层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离开了士绅阶层就不容易理解中国的社会。”1953年,费孝通的《中国士绅》英文版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编辑出版,集中了他对士绅和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2009年,此书的中文版在时隔50年之后由三联书店出版。费孝通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除了依靠道统发挥社会规范的作用之外,还在实务层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士绅阶层作为管事的地方自治团体构成了中国传统权力体系“双轨制”中由下至上的一轨。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费孝通看到这一阶层的局限性:乡村的侵蚀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才的流失;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社会知识分化的格局,但与他们的前辈相反,学会了技术知识,却没有学会与这些技术知识相配合的规范知识。

士绅如何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这是费孝通一直在自问的。张冠生告诉本刊,作为早早建立学术声名的学者,经历了30年的学术空白,费孝通在晚年是不无遗憾的。他曾说,自己身处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最剧烈的百年,却没有写出与之匹配的大文章,辜负了这个大时代。到了80年代迎来“第二次学术生命”之时,他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者,而对中国现实的关怀更甚。张冠生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就曾提出“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饥饿问题”,晚年更一再说,“志在富民”是自己一生的大梦,而在中国实现基本小康之时可算是“及身见梦”。张冠生曾把一本《中国地图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费孝通,特地用黑笔把当时的592个贫困县加重标识。

在学以致用的心态下,当看到80年代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涌现出来后,费孝通非常兴奋。这些建在乡镇上的小工厂,还有家庭作坊,似乎是他所设想的“乡村工业”的演进版。沿着这条路,费孝通一直追踪到90年代,提出小城镇建设的一系列想法,包括以集体经济为原始积累、开创社队工业的“苏南模式”和以家庭作坊为单位进行加工工业生产的“温州模式”等概念。李友梅在这一时期曾多次跟随他进行调查,她指出,费孝通看重的是,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苏南模式”,都既不是对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模仿,也不是对中国计划经济道路的复制,而是中国农民根据自身条件所创造出来的农村现代化的崭新和有效道路。进入90年代以后,费孝通的关注对象变成了完全同全球游戏规则接触的开放的浦东地区,浦东农民不仅一夜之间失去了土地,而且连传统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凭依。李友梅说,在思考中国如何把握国际游戏规则时,他注意到“差序格局”同全球游戏规则之间内在的冲突关系,以及“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文化内涵对这些地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不可规避的阻碍作用。

在人生的最后10年,费孝通通过“文化自觉”来表达一代士绅到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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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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