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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2)

2012-07-18 16:10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被认为具有一种共同的理想,即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寻求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社会学在被引进中国的时候,已经带着这个特殊的印记。费孝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通过乡土对中国做出解答。

被土地束缚的中国

《江村经济》即将在英国出版时,费孝通曾询问导师,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好?马林诺夫斯基嘴里吐出一个字来,“Earthbound”,后来又摇了摇头说:“你下本书用这个名字也好。”费孝通说:“Earthbound直译起来是‘土地所限制的’……他这短短的一句话,不是在为我第二本书提名,而是在指引我今后的方向。”

曾为他作传的美国人阿古什认为,更为明确地将调查对象确立为“乡土中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小说家、改良派、政治活动家把注意力转向农村的同时进行的。费孝通的学生、北大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指出,费孝通的“乡土”视野,与近代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叙事有某种继承关系。自清末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明恩博发明乡村“窥视法”以来,基于乡村的中国叙述逐渐成为中国学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衍生了“平民文化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将农民视为需要拯救的对象,认为知识分子承担着通过重建乡村来重建国家的责任。不过,费孝通的乡村研究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目前中国,在社会研究上,最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农民对于乡村运动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们只看见要知识分子下乡去的宣传,要改革这样、要改革那样的呼声,但是,我们绝没有机会听见一个调查农民态度的忠实报告。”他对姐姐费达生为之奋斗一生的复兴蚕丝业试验当然是敬佩的。“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她自律之严在我的同胞骨肉中是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但是,虽然他也在强调绅士在改造乡村的实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差别在于,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的承担首先是在培养人心,费孝通则认为首先是造就一个制度。

1957年5月,费孝通(右)再次来到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和村民沈宝法(中)等观看英文版《江村经济》,扉页上有两人于1936年的合影

《江村经济》只是个起点,费孝通由此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微观模型能否像书名那样代表“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年论文答辩一经完成,费孝通当即离开英国,10月抵达昆明,两周后便去往禄村。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费孝通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写道:“在解剖江村这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这种见解是否成立,单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为凭的’。于是提出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想看一看‘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中,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王铭铭说,如果说江村表露的是费孝通对于较开放地区乡绅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动向的肯定,那么,禄村、易村、玉村这“云南三村”,则借用现代经济学框架,在封闭的乡土中寻找纯粹的可供比较的类型。通过对不同类型村庄的比较分析,费孝通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观点,反对将西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当成唯一的工业形态。“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当中就含有工业的因子,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使原有的分散的工业蜕变成现代工业。”1943年,费孝通在美国准备出版关于“云南三村”的调查报告时,导师曾提到的名字再度涌上他的心头,他用了“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意思可以翻译成“乡土的中国”。而实际上,1947年在中国出版的《乡土中国》,也许更贴近马林诺夫斯基给的这个名字。

由费孝通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讲义为蓝本的《乡土中国》,是他此前一系列社会调查基础上的成果,初版3000册一经上海观察社出版不到一个月即脱销,费孝通也被《时代》周刊赞为“中国杰出的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1985年,长期为《读书》杂志供稿的费孝通将这本小册子交由三联书店再版,热销之势可视作他“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启的一个标志。

什么是“乡土中国”?费孝通解释:“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王铭铭认为,费孝通自己把《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视为不同学术探索阶段的产物。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这本质上是一个韦伯式的现代化命题。

基于江村和“云南三村”等不同类型村庄的田野调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供的一个重要观察是乡村社会网络的“差序格局”:“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以‘己’为中心,波浪似地向外扩散,犹如水中投入一个石子后的水波,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而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处于“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生存状态。

“既然乡土社会如此浑噩、静止,那么,乡土变革的希望,便不能寄托于地方。在费孝通看来,人心是有差等的,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教育农民,而是由外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制度建设。他设想,只要有人带领将乡土工业安置在农村里,受守土心理约束的农民,就会自然而然地走进工厂劳动起来,而不再流失在外。”王铭铭指出,这是费孝通通过《乡土中国》提出的预想,尽管这一预想并未在现实中实现。

最后的士绅

在费孝通逝世前几年,王铭铭曾陪同一位英国教授拜访过他,英国教授问他到底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他微笑着说:“我还是绅士,没变!”

费孝通自述,“在我的一生经历中看到了这一个旧中国士绅阶层最后走过的路程”:“我的老家在吴江县同里镇,历史上是一个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这些绅士居住的好地方……到我这一辈人,同里还有‘杨柳松柏’四大户的说法,‘杨’指的是我的外祖父杨敦颐……这些大户人家在乡里地位很高,也有一定影响。‘大户人家’也有称作‘世家’的,在我们家乡还有‘墙门人家’的叫法。墙门人家的子弟被称作世家子弟、书香子弟、读书人家等等,名堂很多。这些人的出路就是念书考科举,考上了可以做官,一人当官,亲戚都沾光。小的时候邻居就叫我‘阿官’。”这一阶层在近代已开始转变,以费家为例,到了费孝通祖父这一代家道开始中落,外祖父杨敦颐弃官从商,开办纺织厂。父亲费璞安在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中获得生员资格,后留学日本,归国后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母亲杨纫兰创办了吴江县第一个蒙养院,亲自教育幼年费孝通。包括费孝通在内的这一代人,大都去国外留学,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从而脱离了构成大部分中国的农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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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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