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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书里乾坤一世情

2012-07-18 16:00 作者:李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有人问范用,为什么选择出版业?范用说:“不是我选择了出版这一行,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收留了我。也可以说,我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的。”书是串起范用人生的线索。他儿时即痴迷于读书,十五六岁进入出版业,在那个黑暗与辉煌交织的时代里,靠自学和勤奋成就一份出版事业,在出书实践中结识许多作家学者并成为良师益友,怀抱为普通大众出版价廉质优图书的梦想和追求——这就是范用的一生。

少年印刷工

走进范用坐落于北京芳古园的居所,顿觉美酒佳酿,墨宝书香,以及漫漫岁月中沉淀的温暖情谊都会聚于小小一间客厅里。

客厅的北墙朝着大街,挂着一幅神定气足的书法作品:“文酒足风流,杯倾松鹤楼。几时摇画舫,一夜到苏州。”那是1985年春日寒夜,范用与宁沪旧友聚饮都门松鹤楼时,李一氓先生题赠的。客厅东墙矮矮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旁边墙上挂着丁聪、方成、叶浅予、廖冰兄、华君武、苗地、黄永玉等众多漫画家为他画的像,其中廖冰兄的画上题曰:“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活画出范用与漫画和漫画家的情谊。西墙上是黄苗子集陶渊明诗句所书之联:“且共欢此饮,时还读我书。”并称:“范用老兄耽酒嗜书,有五柳先生高致,所撰散文亦不让桃花源记也。”至于靠墙的柜里柜顶,全是酒瓶,高矮参差,方圆不整,琳琅满目。

就是这寻常谈书品茶、迎来送往的一间客厅,完美地呈现了其主人一生与书、画、酒、友的浪漫情缘,而这些浪漫情缘,又都源于其一生的出版事业。

范用

坐落于长江下游的小城镇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水陆码头。城里有条河,通往长江。河上有座洋浮桥,盛夏的夜晚,附近居住的人们常到桥上乘凉、聊天。范用的外婆就在这洋的浮桥边开了一个百货店。范用小时候喜欢去对门一家小印刷铺玩耍,捡来印坏的纸片和地上的铅字拼好扎好,蘸上印泥,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

或许范用注定该做一个出版家。在小学,他喜欢剪报,剪下来贴好,装上自制的封面,装订成一本本小册子,供同学借阅,这便是他最早编辑的“杂志”。尽管他兴趣广泛,演戏、唱歌、写小说都尝试过,但最乐此不疲的,永远是与书有关的一切。

范用家至今仍收藏着一张1938年的照片,是那年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和同事们的合影。照片上十个人,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是范用,那时他才14岁。头一年,他从穆源小学毕业,父亲因病去世后,他原本打算学做一名印刷工,为家庭分忧的同时寻找读书的机会。进镇江中学两个月后。日本军队打过来,学校解散。从此他离开了故乡,怀揣着外婆凑的8块银元,开始独立闯荡人生。

在汉口,范用投奔了在书局做事的舅公。想不到舅公三个月后便生病辞世,留下他一个人为生活发愁。舅公做事的书局楼上,是读书生活出版社。从小痴迷于读书的范用,很快成为其中一名练习生。这决定了他一生从事出版事业的方向。

从打包、送信、邮购等杂务开始干起,一直到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出版社的每个环节范用几乎都一一经历过。他曾辗转汉口、重庆,南下桂林又北上京城,几度坎坷,范用亲历了出版社挣扎、奋斗与崛起的时代。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更名为读书出版社。

1948年10月,读书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范用也正式成为三联书店的一员。新中国成立后,范用来到北京,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85年起兼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直到1989年离休。

《读书》

杨绛曾在回忆老三联的文章中写道:“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这种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自范用在任时即形成,并未因范用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一种传统。

与范用名字联系紧密的刊物有两种,一是《新华文摘》,另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圈中意义不凡的《读书》。

“文革”期间,老三联的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范用和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原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一道,被扣上“陈范集团”的帽子,遣往湖北咸宁干校劳动。在干校里,几个出版人每每聚首,屡屡议及当时除了毛选和“小红书”之外,几无可看之书的苦况。他们商定,出去以后要办和书有关的杂志。1978年,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此时陈翰伯担任了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担任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而三联书店则属于人民出版社的副牌。

1978年12月,酝酿已久的《读书》杂志开始筹备,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确定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但这个宗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十分敏感,范用提出,这个刊物不在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办,就由他担当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为此,范用曾向党组立下军令状,万一《读书》出了问题,全由他一人承担。

上世纪30年代末,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期的范用

然而,《读书》创刊号的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还曾惹出了一场风波。《读书无禁区》作者是时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原来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范用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他说:“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

范用在1939到1941年曾经多次为毛泽东买书。1946年在上海,他接到任务,上海出的杂志,不论“左”“中”“右”,包括外文的,各买两本,积攒到一定数量,装箱由海路运往解放区,是毛泽东要看的。范用当然喜欢这样的美差,因为可以饱读过路书刊。而且他由此总结出了自己的读书观,即:“博学之,看书要广;明辨之,看了以后你要分析它,读书无禁区应该这样子。关键是在明辨之,我说最重要在这三个字上。”后来《读书》的发展和社会对它的高度认可都证明,范用最初把握的导向是正确的。“人家说范用是个光拉车不看路的人。我说我是个实干家,我不大懂政治。”范用说。认准的事情,他会一丝不苟地完成。从创刊起,每期《读书》付印前他都要看清样,从组稿到封面设计、排印、装订,一抓到底,直到退休。在他任主编时,《读书》一直稳步发展,成为文化思想的一个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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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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