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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雪寒:纯净的理想主义者(3)

2012-07-18 15:40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94岁告别人世时,徐雪寒选择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暗处:生前他极少提及跌宕起伏的一生,晚年拒绝写回忆录,死后把遗体捐作医学解剖之用。这位三联书店的创办者之一,新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坐过5年多的国民党大牢,新中国成立后又有23年的时光在冤狱和“牛棚”中度过。两次漫长的监狱之灾,把徐雪寒的人生切成了大起大落的片断。但接近他的人知道,走过近一个世纪的老人的精神世界其实从未被斩断过。

鲁志强说,虽然这些文章不像今天的经济研究这样系统,更谈不上花哨的方法,但是往往切中要害,非常管用。徐雪寒等人的研究动机是救国家于危亡当中,有一种特别迫切的使命。

情报社的发起人之一钱俊瑞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根据骆耕漠的回忆,钱俊瑞每天从塔斯社办公室回来,都要带一大捆全国的报纸交给徐雪寒。徐雪寒每天抽空翻阅一二十份报纸,用红笔将有用的内容圈出来,把资料分类并记下号码,然后交由熟人贴在白纸上。积累的资料越多,对写经济文章就越有帮助。中国经济情报社那时每月收入有150元,但是社员们把把稿费当做创业经费,只领取很少的生活费,劲头非常足。只是持续一年多之后,《中国农村》和《中国经济情报》面临被迫停刊的风险,徐雪寒等人被迫放弃,决定创办书店,建立宣传出版阵地。

新知书店与隐秘工作

1935年夏天,党组织委托徐雪寒和华应申筹办新知书店。徐雪寒回忆道:“我们这一群人,都是两手空空,勉勉强强靠卖文为生的人。为了有一个自己可以绝对控制的出版机构,我们决定办一个革命书店。”靠一点点的筹募资金,凑起六七百元之后挂出了牌子。徐雪寒和华应申知道不但政治风险很大,经济上也要冒收不回书款、吃倒账的风险。于是决定一方面力争公开合法,一方面尽量节省日常开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书店全体工作人员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1940年周恩来还赞许地说过,比根据地的供给制还要艰苦。

新知书店的方针,是出版严肃的社会科学书籍,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当时既出版颇具声誉的《中国农村》月刊,也出版了《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乡村建设批判》、《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通俗经济学》等书。徐雪寒说:“新知太穷了,但对于每一本书的出版,力求政治观点正确,内容充实,绝不马虎,绝不损害党和读者的利益。”徐雪寒自己住在新知书店办事处,这里一向是秘密的,主要印刷中国出版社的书,甚至前后印刷了成万本《中国共产党党章》,秘密卖出。1937年12月迁往武汉以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出版机构——中国出版社的书刊都由新知书店负责出版和发行,新知书店一跃而成为在全国拥有十几家分店的大书店。徐雪寒作为总经理,去到下边的分店,他总是亲自站柜台,给读者开票,店员都称他“徐大哥”。书店成为共产党在白区的宣传出版机构。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韩孟告诉本刊,徐雪寒等人也利用这些资金进行其他投资,开文具店、贸易货栈、钱庄,购置战略物资,既有投资生意,也有投机生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网络,为党的活动提供资金,也提供了情报联络的据点。在徐雪寒为纪念老战友写的文章中,提到自己曾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做过情报收集和接头工作。于是表面上担任新知书店总经理的徐雪寒,同时从事着共产党的出版、统战和隐秘战线上的工作。

1943年徐雪寒到根据地工作,曾任华中银行副行长。1945年国共谈判后,徐雪寒奉命回上海开展党的经济活动,当时主要是筹办企业。徐雪寒和同志们在上海开办了一个银行、两个钱庄、一个对外贸易公司、一个花纱布公司等六七家企业,资金全部由华中银行输送,大约有上万两黄金,为接管上海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1949年9月,徐雪寒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1952年徐雪寒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徐雪寒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没落的医生家庭,亲人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些亲戚关系为他出入上海进行党的活动提供了掩护。他的姐夫后来成为蒋介石的副侍卫长,表妹夫为军统特务王新衡。对于徐雪寒后来极少向人提及的隐秘战线工作,徐淮说:“父亲其实只是在潘汉年手下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主要精力还是在党的经济工作上,没什么值得夸大的。”但也正是这段短暂的经历,给徐雪寒带来建国后的10年冤狱。徐雪寒晚年时,一次家人无意说起了情报工作,徐淮大声表达自己的看法:“地下工作可以做,情报工作要是我,绝不做!不然出了事,谁能为我证明?”徐淮为父亲的这段经历给他本人和给家里每个人带来的灾难,仍然不能释怀。但是徐雪寒只是静静地看着女儿,直到她声音变小,不再坚持。

“肯下力,不自私,宽待人”

“文革”之后复出的徐雪寒,在很大程度上仍沉浸于建国初期非常理想化的社会氛围中。仿佛两个个性不同的老人共同存活在这个日渐衰老的身躯里——提及自己个人生活上的事情,徐雪寒几无所求,宁静内敛;一旦提及国家的事情,他的性格外露而急躁。社会上新出现的各种问题,背弃了他以及他的战友们早年的信仰,这些都像针尖般一下下扎着他的身体,引起他本能的弹跳。

韩孟告诉本刊,徐老在革命期间养成了工作非常廉洁的习惯,后来看到不良的社会现象渐多,发现我们所能应对的举措不力,非常着急,这种急躁转变为个人情绪,非常影响他的身体。韩孟是经济学家骆耕漠20多年的学术助手,他说骆耕漠在战争时代负责财经工作,比如对接管大中城市各类物资的管理,那时候要求“一切缴获要归公”。可是归到哪一层才算符合规定呢?实际上战争中的“小金库”并不少。骆老清楚哪些是能够容忍的,知道经济运行管理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在不同体制下有不同的改进方式,所以他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现的问题有所预料。比较起来,徐老内心更为单纯,容不下不良的社会现象。正如薛暮桥所说,历史使他患了一定程度的忧郁症,在同朋友叙谈时常常流露出忧国忧民而又无能为力的苦闷心情。但他从来不谈自己所受将近20年的冤屈。

司机施国通告诉本刊,徐雪寒虽然是副部级的官员,可是总说司机、保姆和他都是一样的。给徐老开车后,一开始老人家坚持坐在车的副驾驶位置上,认为这样是对司机的尊重。他甚少提及过去,对个人生活几无要求,然而往日曲折的生活还是给他的精神留下了伤痕。施国通说,老人家只有一次提到十年冤狱,他说:“小施啊,我坐的是自家人的牢房,真不是滋味。如果把你一个人关在一间屋子里,一个星期就受不了了,我被关了十年啊。”还好,仍旧是书籍,给了他不离不弃的安慰。虽然身体失去自由,但是徐雪寒从书本中获得的精神世界,从未中断过。他从未怀疑过早年选择的信仰,虽然“文革”中被人斗,但是在他内心里,他并不需要革自己的命,这些又使他一直都享受着内心的安宁。他觉得比起早年牺牲掉的战友,他能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人生的最后岁月里,老人有时候会糊涂起来,半夜让保姆把施国通叫来,告诉他们:“解放区的同志们来了,要从我这里走,赶紧准备一点饭菜。”大家只能安慰老人家,饭菜准备好了,别担心。

徐淮说,记得父亲曾经和她说:“如果说我一生还干了一些事,有三点:肯下力,不自私,宽待人。”这或许是对这位老派共产党人最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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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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