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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为新闻出版的一生(2)

2012-07-18 15:10 作者:王鸿谅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从1914年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练习生,到1949年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这是胡愈之的人生传奇。上海、法国、莫斯科、南洋,辗转千里的奔波和迁徙,是命运对他的历练。在他所坚持的人生轨迹里,不管大时代背景如何动荡,方向始终如一,就是传播知识、开启民众。

选择法国,是考虑到当时法郎同中国的银价比值低。胡愈之与商务印书馆约好,出国后继续为《东方杂志》写稿,由编辑部开支稿费,用以维持在法国的生活。同期在英法两国留学的朱光潜,描述记忆里巴黎时期的胡愈之:“大衣口袋里经常塞满报刊,大半是国际政治活动动态或是世界语方面的报刊,世界语和国际政治。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两件事。”这时期,胡愈之为《东方杂志》撰写文章21篇,共17万字,平均1年写将近6万字,一个月5000字。谈的主要是欧洲各国,特别是西欧国家的问题。1930年法郎升值,同白银的比值增加到了1928年的4倍,胡愈之依靠稿费和亲戚的资助,都无法继续维持在法国的生活,只能选择回到上海。《东方杂志》再次向他敞开大门,由于原主编钱智修年事已高,并且受聘出任于右任主持的国民政府监察院,所以实际上的主编职责,又变成由胡愈之来承担。

《莫斯科印象记》与三联情缘

回国之前,胡愈之取道东欧,去了一趟莫斯科,在那里停留了7天。因为樊仲云的邀约,胡愈之把7天的旅途见闻和感想,写成了《莫斯科印象记》,每周在《社会与教育》上发表一段,一共6万字。这些文章让《社会与教育》销路大增,樊仲云也通过自己办的新生命书店,给《莫斯科印象记》出了单行本。1931年8月新书出版,到1932年10月,已经再版了5次。虽然这本书后来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但是它已经广为流传,并激起强大反响。连鲁迅先生也撰文提道:“这一年内也遇到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1956年2月,毛主席与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知识界委员亲切交谈(左起:黄药眠、费孝通、华罗庚、胡愈之、童第周)

邹韬奋与胡愈之的相识,也是因为《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在《我的回忆》里这样说:“也就是在‘九一八’后不久,邹韬奋由毕云程陪同来找我了……邹韬奋找我是来向我约稿,我对他说,现在办刊物,首先就是应该宣传抗日,你要我写文章,我就写抗日的文章,他同意了。”“这样我的第一篇文章《一年来的国际》就在《生活》周刊纪念辛亥革命20周年专刊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中,我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联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况,最后指出:‘假如我们的推断不错,1931年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强暴侵略行为,亦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以后形势的发展,不幸被我言中。”

邹韬奋与胡愈之的合作,逐渐改变了《生活》周刊的方向,从适应企业职工、店员等小市民的需要,谈些生活问题和职业修养问题,转向关心和议论起了国家民族大事。胡愈之对邹韬奋的印象也不断发生着变化。“邹韬奋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他为人天真而热情,但我觉得他对一般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刻,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内容也还是带些低级趣味,虽然当时邹韬奋已在呼喊抗日救亡,他的抗日救亡热情能不能持久,我还有点怀疑。后来相识日久,才看到他对国家民族有真正的热情,而且有一副硬骨头,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坚强的战士。”胡愈之回忆,“以后《生活》周刊每期组稿都会邀我参加研究。往往是在饭馆里几个人一起吃饭,同时就商谈下期刊物的内容,结果几乎每期总是确定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宗旨。后来我们也常在一起讨论国内外形势,研究一些政治理论问题,我以‘伏生’、‘景观’等笔名为《生活》周刊写了许多文章……我与邹韬奋也在共同战斗中建立起最亲密的友情。”

邹韬奋在生活书店第27期《店务通讯》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胡愈之,题目叫《我们的胡主席》,文章里这样说:“我们的胡主席是胡愈之先生,他不是‘国府主席’,确是我们书店的编审委员会主席。”“胡主席是本店的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在生活周刊时代,就经常替我们写国际文章……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他起草的。他对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是编审,在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是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特征是脑袋特大,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讽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是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的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西行漫记》与《鲁迅全集》

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烧毁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和编译所,也烧毁了胡愈之的家。他因病住进租界医院,后来又转移回到上虞,病愈返回上海已经是5月间。商务暂时停业,8月间商务复业,胡愈之重新主编《东方杂志》,1933年被迫离开,加入哈瓦斯通讯社。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成为“孤岛”。上海的救亡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撤离去武汉或者香港,原来出版的许多抗日救亡刊物被迫停刊。但胡愈之没有走,“我们留在上海的人一起研究,决定重新开始,公开的抗日活动不能搞,我们就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对难民、工人、市民的宣传教育。我们还出版了《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以隐晦曲折的方法来报道抗战,宣传和教育群众。后来我们还以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名义,来训练抗日救亡团体的骨干,我负责办了第一期,王任叔办了第二期。”

上海“孤岛”时期的胡愈之显现出了作为出版家的真正天赋。他拿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是第一个西方记者突破新闻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实地采访到的第一手材料。胡愈之决定将这本书介绍给国人。虽然书店出版社都搬到了重庆,不过印刷厂搬不走,还在上海。胡愈之立刻邀人一起进行翻译,他的回忆中写道:“用什么名义出版呢?就临时想了‘复社’这个名字,其实它不是什么出版社,复社就设在我家里,张宗麟当经理,当时参加复社一起翻译和工作的,就是王任叔、梅益等几个人,还有我两个弟弟。”“排印费可以暂欠,买纸张的钱怎么办?当时参加星一聚餐会的人凑了一点,同时我们又采取暗中预约推销的方法,定价1元一本,先收钱买纸,印出来就给书。就是这样,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书就出版了。第一次印1000本,很快就卖光了。开始大家不知道书的内容,当知道是写共产党、写红军、写延安的书,买的人就更多了。仅半年就印了五六版,卖到八九万本,还运到香港南洋去卖,轰动了当地华侨。随后我们又翻译出版了《续西行漫记》,同样受到国内人民和华侨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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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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