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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邹韬奋与我们的家庭(2)

2012-07-18 15:0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们想可能石榴红了,爸爸的病就好了吧。可是石榴红了,父亲却走了。期望冥冥之中给你提供一点希望,但结果却依旧无情。”

去解放区

当时的香港,聚集了很多文化人,范长江、廖承志、茅盾都在,还有中共南方局的一些领导,香港是他们的工作据点。父亲的工作还是办报,和范长江他们筹划《华商报》与《大众生活》的复刊。我们一家到了香港,妈妈反倒发愁起来,因为一点生活的费用都没有了。这种事情父亲是不会知道,也不会考虑的。

后来还是一位朋友发现了母亲的尴尬与难处,决定预支父亲《抗战以来》的稿费。我们这才在香港安下家来。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是父亲最稳固的后方,支持着他的事业。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给母亲的慰问信中说,如果韬奋没有夫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取得很大成就的。他对母亲的评价很高,事实也是这样。

到香港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香港。东江游击队接我们从香港撤出,我们当时就住在九龙的一个贫民窟里。组织上派交通员找到我们,按照要求还是爸爸先走,我们三个孩子和母亲后走。

父亲一去路途危险,而我们和母亲要独自面对残酷的环境,感到无依无靠。分别的时候,父亲给母亲跪下了,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无论流亡海外,还是从上海逃到香港,逃到武汉,逃到重庆,还都能想到一家人可以重逢。但是那一次却心里没底。爸爸向妈妈托付我们几个孩子,希望她把我们抚养成人,真正有困难的时候去找共产党。每次想到这个场景我都很心酸。

1940 年,邹韬奋全家摄于重庆(左起:次子邹嘉骝、夫人沈粹缜、长子邹嘉骅、幼女邹嘉骊、邹韬奋)

爸爸是1月份走的,我们大概是二三月份混在难民的队伍里离开香港。那时是冬天,家里什么东西都没带,妈妈怕我们冷就拿了两条羊毛毯。过封锁线时,日军和伪军把我们的羊毛毯抢走了。我们向前走了几步,妈妈便突然掉过头,爆发出巨大的勇气,冲过去抢回了一条毯子。她为了孩子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

我们后来在东江游击队的白石龙村阳台山与父亲汇合了。部队给我们这些转移出来的文化人搭了两座草寮住,也就是三角形的草棚子。里面中间是泥地,两侧是一长溜的草铺,每家之间挂个帘子做隔断。那段时间虽然艰苦,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少有的幸福时光。因为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山上有小溪,我们就去抓小鱼小虾。有一点特殊照顾的话,就是广东出的红色的“片糖”。我们当它是巧克力,按照爸爸说法是“土巧克力”。

偶尔有加餐,就是多点小鱼,难得吃一点肉。这时父亲就会夹上一点菜然后躲到一边去吃。别人喊他来夹菜,他就说“够了,够了”。父亲是个乐观的人,大家都喜欢他。朋友们印象中的韬奋先生总充满了笑声。

这段安宁的日子没过多久又被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听说父亲隐藏在广东,就派了特务来侦查,还下了通缉令,要求就地惩办。此时,父亲与国民党便处于完全对抗状态了,他无法回重庆了,也不可能去国统区。父亲先被转移到梅县江头村隐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去苏北的抗日根据地。我和母亲、哥哥则去了桂林。还有一批文化人则经桂林返回了重庆。

父亲的病

父亲去苏北前,先秘密前往上海治病,当时耳朵已经出血了。但最初的诊断是中耳炎,便没有在意。后来由于病情恶化,在1943年又返回了上海治病。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父亲在上海换了4家医院。他的病也日趋严重,由耳癌发展到了脑癌,身体非常痛苦。

当时我和二哥在桂林的中山中学读书,我读初二,二哥读初三。大哥当时在桂林已经没有可读的学校了。于是大哥先被接去上海照顾父亲,随后母亲也过去了。后来爸爸病重,组织上又派人来接我们俩。我二哥爱学习,他觉得没多久就毕业了,想拿到毕业证再走。于是,我就独自去了上海。而父亲临终也没有见到二哥,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谁知道,我离开桂林后,便爆发了湘桂战争。军队一路溃败,书店员工便带着二哥一路逃难。后来走散了,二哥独自一个人流落到了贵州,然后去了重庆。每次二哥回忆起来都很伤心,以前逃难都有妈妈在,还是一家人行动,而当时就他孤零零一人。在重庆,沈钧儒把他带到周恩来那里,然后便去了延安。父亲去世后,潘汉年的助手徐雪寒把大哥也接到延安去了。

我到上海时,父亲的病已经恶化了。他的一只眼睛失明,鼻孔里流出脓水,味道很难闻,都是母亲用棉签一点点给他擦干净。到了后来实在太痛苦了,父亲需要靠杜冷丁来维持。妈妈也学会了打针。开始的时候有效时间还长,到后来则越来越短。每天打针的时候,母亲都非常痛苦,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书店的员工陈其襄负责去买杜冷丁,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快被他买光了。

状态稍好的时候,他就在病床上写《患难余生记》。父亲是有话要说,国民党迫害生活书店的这口气他咽不下去,那这些经历忘不掉,他要公开控诉。而且写东西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可以稍稍转移注意力。

人到无望的时候,就会做一些荒诞的事情。于是我和妈妈便去算命。算命先生给了我们一句话:“等石榴红的时候就见分晓了。”爸爸最后住在上海医院,正好他的病房外面有一排小石榴树。我们想可能石榴红了,爸爸的病就好了吧。可是石榴红了,父亲却走了。期望冥冥之中给你提供一点希望,但结果却依旧无情。

父亲去世的时候,是在清晨。他的呼吸很急迫,要讲话讲不出来。大哥、二姑还有书店里的徐伯昕、陈其襄都在边上。妈妈给了他纸和笔,他颤抖着写了“不要怕”三个字。

他的身上盖着一床薄棉被,透过被子身上的骨架都凸显出来了,人都被消耗光了。

我的母亲是1997年走的。我们三个孩子希望父母能够合葬在一起,便向市里提出要求。爸爸葬在上海龙华烈士公墓,他们说等扩建的时候再来考虑。但15年过去了,扩建遥遥无期,妈妈的骨灰还存放着,尚未入土。时至今日,我们还希望父母能合葬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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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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