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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邹韬奋与我们的家庭

2012-07-18 15:0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们想可能石榴红了,爸爸的病就好了吧。可是石榴红了,父亲却走了。期望冥冥之中给你提供一点希望,但结果却依旧无情。”

(口述邹嘉骊)

模范家庭

我的父亲邹韬奋是一个幽默又有情趣的人。他喜欢看电影,在一些聚会场合,还会去模仿卓别林的表演,逗得朋友们很开心。有段时间他还学跳舞,平时锻炼身体常做一套健身操。父亲幽默的性格也遗传给了我的两个哥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开玩笑。

父亲最早的翻译作品是三本恋爱小说,而且都是异国恋情,每一个章节后面都有一篇他写的译后附记,表达他自己关于婚姻、家庭等问题的看法。

我的母亲沈粹缜是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读书时学的是美术。她的姑母沈寿是我国的刺绣大师。在嫁给我父亲前,母亲在刺绣学校教书,因为年纪轻,学生都管她叫小先生。母亲教书每个月工资有60块大洋,在当时已经不低了。

父亲“职教社”的同事杨卫玉是他们的介绍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昆山的火车站。母亲后来说,她不会选择商人做伴侣的,因为不喜欢商人的“铜臭气”。其实父亲应该早就知道母亲。我后来整理父亲的文章,编制目录时发现,他们认识前父亲就以“粹缜”为笔名。他们认识后,父亲就开始给母亲写情书。有时候,他故意用苏州话写,妈妈开始看不懂,后来才发现父亲跟她开玩笑。

邹韬奋之女邹嘉骊 

结婚后,母亲就辞去了苏州的工作,在上海组建了家庭。父亲有时候也带工作回家做,《革命文豪高尔基》那本书就是在家里翻译的,每天翻译2000字。

妈妈特别会过日子。一个月工资发下来,给爷爷、叔叔的钱与家里开销都分别装到信封里,精打细算维持家庭生活。因为妈妈很会理家,我们都不愁。爸爸喜欢妈,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妈妈在爸爸身边,后来在宋庆龄身边起了很好的配角的作用。

他们俩经常在家里说笑话,很亲热。这种氛围对我们子女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这个家庭很温暖,在当时上海文化圈中是个模范家庭。

重庆出走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不在身边,1933~1935年他在国外流亡,后来还因“七君子案”而坐牢。那段经历大哥邹嘉骅(即邹家华)的印象会深一些,他还曾经给狱中的父亲带密信。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11月上海沦陷后,父亲就先离开了上海,与生活书店一起转移,先到香港再辗转到武汉。在此后多次的颠沛流离中,每有危险都是父亲先走,这在我家已经是个习惯了。

母亲、我还有两个哥哥后来也沿着这条路线去了武汉。这里面很重要的人物是潘汉年,他对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保护很周到。我们离开上海就是在潘汉年的保护下。父亲接受共产党的影响,与这种细致的关照有很大的关系。国共合作时期,父亲出版的《抗战》三日刊中,有很多篇潘汉年的文章,讨论选题的时候潘汉年也参加了。有时候,他们还会因一些问题去周恩来那里讨论。在武汉的时候,父亲和共产党的关系就已经很近了,周恩来还去生活书店做过演讲。

武汉沦陷后,我们一家人又迁移到了重庆。我们家就在学田湾陈果夫的院子里,主楼是陈果夫住,边上一座小楼租给了一户也姓邹的人家。我们就租住了这座小楼的几个房间。后来那位二房东邹伯母和妈妈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两家还认了干亲,她的女儿叫我母亲干妈。她的儿子邹承鲁还在读书,后来去英国留学,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母亲的干女儿后来去了美国,成了公务员,和我们还有联系。

学校教育对我来说,不像现在的孩子,没有那么正规,我的童年常常感到不安全。在重庆我们要经常躲警报。我们小孩倒不怕轰炸,因为之后可以捡弹片卖钱。有一年5月,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的对面落了一颗炸弹。我们就去捡了一个炸弹头出来,卖了一块钱,感到好开心。

在重庆,父亲感到更加苦闷和压抑。发表文章出版书籍都需要审查,即使审查通过也有可能被没收、查禁。父亲的文章也经常在送审中被枪毙,甚至连原稿都不退回。后来我在编《韬奋全集》的时候,想到有扣留稿子的事情,就和韬奋纪念馆的同事去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还找到了10篇被查禁、扣留的文章。我一看到原稿的毛笔字就认出了父亲的字体。

国民党当局后来要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方的正中书局合并,实际是被收编。父亲拒绝了这个要求后,国民党就开始大肆查封生活书店的各地分店,逮捕书店员工。父亲多次抗议都没有效果。他本人也受到迫害,被特务跟踪,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这时,新闻出版环境已经极端恶劣了,表面上是国共合作,实际是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父亲决定辞去国民参政会议员,出走香港。

父亲那时候的活动是受周恩来的安排,表面上是个人行为,实际是受党的领导。周总理安排他们一批文化人秘密出走,到香港去开辟另一个战场。父亲表面上一如往常去参政会开会,还去报到、拍照。出走是在1941年的2月底。沈钧儒有个侄子搞运输,父亲在重庆的南岸搭他们的车子前往桂林。

秘密离开后不久,蒋介石就得到了消息,说要把韬奋找回来。父亲从桂林坐飞机去香港,起飞后两小时,蒋介石“坚决挽留”的密令就到了。整个过程非常惊险。

我们一家四口人,目标太大,一起走是不可能的,所以让父亲先走。父亲走后,妈妈一个人独撑家庭。邹伯母经常陪她去当铺、寄售铺卖东西。特务后来上门盘查父亲的去向。妈妈说,不知道。特务说,希望他能回来,而且希望我们不要走。妈妈说:“我们没准备走。”特务问:那你们为什么要去当铺卖东西?妈妈说:韬奋走也没留钱,我们要过日子啊。后来这两个特务都受到处分了,因为不仅没看住父亲,也让我和母亲、哥哥趁着躲空袭警报的机会都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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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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