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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出版家与他的时代(5)

2012-07-18 14:4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邹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他一生都在追求“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他的伙伴徐伯昕后来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被二十五万中国人读到。”

1940年6月,国民党派出几个会计专家突然来书店总管理处查账,检查是否领取共产党津贴,结果也毫无所获。

手段用尽后,由国民党主管文化出版的刘百闵出面再与邹韬奋做最后的谈判。刘百闵提出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联合”或“合并”,成立总管理处,请邹韬奋主持,管理所属三个出版机构,各店对外的名称保持不变。但邹韬奋表示,所谓联合与合并,不过是消灭与吞并的别名罢了,绝对不能接受。

刘百闵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即政府给生活书店注资成为股东,派两个人挂个空职“监督”,让政府放心。邹韬奋又严词拒绝,理由是:民办事业是国家法律所允许,生活书店一向遵守法令,已经接受法律监督,不能再受派人“监督”。刘百闵最后摊牌说,这是蒋总裁本人的主意,不能违反。邹韬奋则回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谈判宣告破裂。

接下来,生活书店各地分店相继被查封,只留下重庆等几处权当做“言论自由”的装饰。张锡荣后来回忆说,在合并谈判破裂后,“封店捕人的事故又不断发生。我早晨办的第一件事,是向守门员董文椿询问是否有电报。见有电报立即翻出,遇有封店捕人等紧急事故的消息立即送到邹韬奋家。他一见到我清早前去,即说:‘又有什么坏消息了。’最后,全国50余处分支店除了重庆、桂林、贵阳三处分店,其余地区的分支店均遭封闭,只是具体方式有差别罢了。”

 

在狱中阅读写作的邹韬奋

邹韬奋最终对于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了。“皖南事变”后,他辞去国民参政会议员,秘密离开了重庆,前往香港寻找较为自由的言论空间,继续他的出版事业。然而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理想再次被击碎。时逢乱世,不仅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连一个编辑部一部印刷机都无处藏身。邹韬奋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混在汹涌的难民人潮中离开香港。在广东隐藏了几个月后,国民党的通缉令便已下达,他便动身前往新四军的苏北抗日根据地。

出版家的理想

1933年,邹韬奋年第一次流亡海外前曾写下一段话:“我常勉励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是在一个血腥的黑暗时代,如不为整个社会的前途努力,一个机关的内部如何充实,如何合理化,终不免要受黑暗势力的压迫摧残的。我们这班傻子把自己看做一个准备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我们愿以至诚的热血,追随社会大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生活书店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韬奋先生的预言。然而不管时代如何不堪,他始终保持了那种“傻子”一般的热忱,从没有放弃努力,始终怀有理想。如茅盾所言,这便是“永远年轻的韬奋先生”,“由此可以想象到:要他在一个恶浊的社会中装聋作哑,会比要了他的生命还难过。他需要自由空气,要痛快的笑,痛快的哭,痛快的做事,痛快的说话。他这样做了,直到躺下,像马革裹尸的战士”。

邹韬奋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他一生都在追求“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一个出版家,邹韬奋所追求的,无非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说话的自由。

早在主编《生活》周刊期间,邹韬奋便严守着自己的“报格”,坚持言论自由和精神独立,使《生活》周刊真正成为“民众的喉舌”。无论受到了怎样的外界压力,邹韬奋始终坚持编辑与媒体的独立性。他说:“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他在《生活》周刊上写文章说:“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在记者亦不再作丝毫的留恋。”

邹韬奋终生不愿当官,只愿当编辑、做记者开书店。1937年时,他曾写道:“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15年的编辑。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在重庆期间,生活书店负责发行和邮购的许觉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问“抗战胜利后,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中国?”年轻的许觉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拿着这封信去向邹韬奋请教。“我记得,他当时说,将来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人人有书读,人人有饭吃,人人都有民主权利的社会。他还说,这些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许觉民后来回忆说。

但韬奋先生的生命终究太过短暂,如果从1926年主持《生活》周刊算起,他才只有19年的出版生涯,他不仅没有看到他所期望的社会到来,甚至没有等到抗战胜利。

在生命最后时刻,他曾对身边人说:“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与日报,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对政治主张,始终不变,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拥护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韬奋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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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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