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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出版家与他的时代(4)

2012-07-18 14:40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邹韬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他一生都在追求“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他的伙伴徐伯昕后来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被二十五万中国人读到。”

在1941年“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租界时,“兄弟图书公司”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光明书局及良友图书公司等八家同业同时被日军宪兵队的报道部查封。一个月后因形势变化才得启封。启封以后,由于抗日救国的书不能出版,低级庸俗的书又不愿经售,存货越来越少,营业日益清淡。为了维持职工生活,就在原址先后用“新光教育用品社”和“新光百货公司”的名称经营文具和百货。当时,尽管图书出版举步维艰,但生活书店仍通过各种外围组织与上海作家保持联系,接济生活困难的进步作家,使他们安心写稿,为今后积累稿件做准备。

收买与压迫

毕云程先生在《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中提到,1931~1932年,《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最近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文中说:“我们主张生产工具公有,而以国营实业为达到生产工具公有的一种方法。”这完全是共产党的主张了,居然公开发表出来,当局自然不满。于是,“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访问先生,亲自驾着汽车把先生接了去……约莫过了四个钟头,先生回来了”。毕先生继续转述道:“据先生自己后来对我说,他这一次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钟头,主要是辩论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

这是第一次国民党对于邹韬奋的“劝说”,规格很高。但显然,一个将军和一个出版家四小时的“辩论”没有形成共识。

1934年邹韬奋与美国学生旅行团在克林姆林宫炮王前合影(第二排右二为邹韬奋)

邹韬奋在他未完成的遗作《患难余生记》中写了一个故事。《生活》周刊的发行量达到了15万,作家苏雪林把这个数字告诉了胡适之先生。但胡先生不信,说据出版界的邵某说,《生活》每期不过2万份而已,认为无足重视。邹韬奋讽刺写道:“《生活》周刊办了八年,当时的政府如果与胡适之先生有着同样的意见的话,它的生命也许还要长些,不幸《生活》却被他们重视了起来,《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时候,就被下令禁止邮寄。”

国民党下令邮局对《生活》“禁邮”是在1932年的7月。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两次致电蒋介石解释,均遭拒绝。邹韬奋最初认为这只是个误会,“因为《生活》自问只有在政策上批评的态度,并没有反政府的态度,所以先从解释误会下手”。但蒋介石把《生活》合订本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划了出来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年秋天,邹韬奋终于因为政治压力严重,而被迫出国考察。张锡荣先生在《我在“生活”工作的日子》中提到了邹韬奋出国的原因:“鲁迅、胡愈之、邹韬奋已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常有聚会。蒋介石非常厌恶这个组织,派特务把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杀掉了。韬奋言论较多,触犯较重,受暗杀的危险也比较大……决定暂时出国考察。”

1933年底,邹韬奋还在出国考察期间,《生活》周刊以“言论偏激”的罪名被封禁了。直接的原因是:1933年12月,福建宣布成立“人民政府”,《生活》周刊写了一篇题为《人民自己起来吧》的评论。处分是“密令封闭”,不是公开宣布,而且仅止于杂志,并没有牵连到生活书店,也没有禁止原班人马新出刊物。“1934年……刊物逐步增加到10种,编辑部大肆扩充……《新生》周刊继承《生活》传统,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继续刊载。”

 

1938年,邹韬奋(左二)在武汉与沈钧儒(左四)等人合影

邹韬奋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最后一期《生活》发表了他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记者所始终认为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倘须屈服于干涉言论的附带条件,无论出于何种方式,记者为自己的人格计,为本刊报格计,都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邹韬奋回国后,国民党又派出了要员张道藩与刘健群进行劝说,地点在邵洵美家。张道藩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刘健群是复兴社的总书记。但是这次依然没有共识和结果。邹韬奋随后还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领导权》一文,驳斥了刘健群的“领袖脑壳论”。

武将、文官轮番上阵,依旧没有效果。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约邹韬奋到南京面谈。为了免去邹韬奋对安全的担心,由杜月笙陪同往返。但当时邹韬奋已加入全国各界联合执行委员会,是执行委员之一。在和救国会同志协商后,决定不去南京。主要考虑在于,邹和蒋的身份特殊,无法迁就,如果观点僵持住,则可能影响到救亡运动的坚决态度。

于是,邹韬奋在预定前往南京的前夜把决定告诉了杜月笙。而在杜月笙看来此即是失约。在《患难余生记》中,邹韬奋饶有兴致地记述了故事的尾声,第二天戴笠仍奉蒋介石之命去南京火车站接人,接不到人,只能原车返回。不料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半路车子翻了,弄得戴笠满身污泥狼狈不堪。邹韬奋写道:“在他们看来,我大概是一个最不识抬举的人!”

1939年10月,邹韬奋(中)与夫人沈粹缜(右)参加在重庆举行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大会

邹韬奋放了蒋介石的“鸽子”,随后1936年底苏州法院便以“危害民国”罪拘捕了救国会领袖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沈钧儒等七人,被称为“七君子案”。直到1937年7月才获自由。

邹韬奋被捕后,胡愈之坐镇编辑部,边听汇报边写特稿,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各大报纸均以“爱国无罪案听审记”通栏大标题刊出满版,轰动上海。同时,生活书店连夜将“听审记”印制成书,免费发放。

抗战开始后,邹韬奋的思想越发“左”倾,国民党当局对言论的压制也更加严厉。1938年颁布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要求所有出版物须重新送“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发给审查证,印在封底上,才能出版。

而针对生活书店的打压也逐步加强。1939年4月西安生活书店被封闭,此后,各地生活书店遭搜捕的事故不断发生。到最后,全国50余处分支店除了重庆、桂林、贵阳三处分店,其余均遭封闭。邹韬奋一再向国民党中央文化主管部门交涉,都推说是“地方事件,不是中央政策”。在交涉过程里,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戴笠都找邹韬奋谈话,劝他加入国民党,但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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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暮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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